在周刊做编辑两年，做得最多的是热点事件，大多是罪案报道。前一阵看心理学家弗洛姆《健全的社会》，里面分析了现代人在消费社会被异化的普遍困境，人以物的方式存活着，绝大部分产品，包括精神性的（歌曲、电影、旅游，甚至人与人的关系），都只具有消费价值。人们像饮进宴会上的美酒一样饮下它们，获得一种有别于纯物质消费但同样虚假的存在和光荣感。这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特意提到了罪案报道，认为它也是典型的精神消费品，创作者以极端、血腥的细节为噱头，引诱空虚的现代人购买，以此刺激自己失去真实感知的生活。

看到这里，我反思了一下自己的工作。一些极端事件，是三联训练新记者的基本手段之一。事件矛盾明确，问题明确，采访对象明确，要的就是记者找到采访对象并让对方愿意开口的能力。这是记者的基本功。我记得自己刚做记者时，是在一家杂志的经济部，常常需要采访经济学家和金融行业的意见领袖。编辑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各类机构专家的电话，但他不会轻易给我，除非我已经表现出对这个题目足够的努力和深入。有一次接到一个题目后，我直接问编辑要他小本子上某个专家的电话，被果断拒绝。他说：“找采访对象电话是记者最基本的能力，你要这个都做不到就别干这行。”

当编辑后，我对记者的基本要求也是：能不能快速找到采访对象，能不能拿到具体确实的信息。当记者在前方完成了这样关键的基础性工作后，编辑再参与对信息的分析和理解，发现题目新的走向，探寻新的采访对象，扩大采访和报道的格局……最终目的，是希望不仅完整描述事件，更要呈现出这个看似孤立的极端事件的时代性，它与每个事件外个体的连接点。

是的，所有的极端事件，或者说罪案报道，可以不是（或者远不只是）刺激性的，只要我们能建立起它与时代的联结，找到罪案中主角命运与同时代普通人命运的共振之处，它就不再只是与己无关的他人厄运，而是我们个人叙事的一部分——如果有机会和弗洛姆坐下来好好聊聊，这是我很想为罪案报道和我的工作做的辩护。比如，湖北女孩晨跑被害案，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城市美化运动，在城市空间中建立起“真空交界带”的危险。重庆一个年轻的父亲将自己的两个幼子推下楼，则是一个乡下人进城的时代悲剧；村庄里的年轻人决定去城市寻找远大前程，想要获得尊严和财富，却最终在茫然痴迷的追逐中挣扎堕落。一个小镇简易水上乐园事故，支架游泳池坍塌导致一名刚结束高考的年轻人死亡，展现的是近20年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短板。那些得到充分但无序开发的新兴城镇，建起了高楼，聚集了人群，或许实现了经济功能，但却切断了小镇和自然的联系，镇上的年轻人也因此失去了自己成长中最重要的精神乐园。他们的夏天寄望于一个人造的、简易的水上乐园，这是一起意外事件的空间背景。一个北大的高材生弑母，让我们看到一部分天资优秀的年轻人，被以“爱”之名，囚禁在他们最擅长的教育通道内，隔绝于真实生活之外；但那些他被迫逃避过的痛苦现实，以可怖的幻想形式留在他生命中，长久地恐吓他、折磨他，最后压垮他。

两年来，经手的每篇极端事件报道，我都尽量注意三点：一是事件背景的时代性，二是主角命运的普遍性，三是叙事中如何降低事件本身的刺激性。实际上，如果能很好地完成前面两点，第三点会自然达成。因为我们要着重着墨的部分，不再是极端事件本身那些最骇人听闻的细节，而是更宏大也更重要的背景，事关每一个人。我们和不幸事件中的主人公一样，在相同的时代阴影下，在共同的废墟或者舞台上，我们的情绪和命运因此交会共振，我们因此相互理解，感受和怜悯。报道发出的声响，应该是不免沉重但和谐的“呜——呜——呜——”（抱歉我的拟声词库有限，实际上应该是更美妙的声音），而不是刺激性信息尖厉浮夸的“叮！叮！叮！”。

当然，要在一个短暂的周期里完成这些并不容易。三联还是周刊，现在这个时代，还在坚持以周为生产单位的纸媒已经很少了。所以，有的报道文本难免粗陋。日常社会报道的操作大多也以新记者为主，对他们来说，要在短暂的一两周时间里，完成“找到采访对象—拿到充分准确的信息—洞察并描述事件背后的时代问题”，是桩艰难的工作。我曾希望把我从这个职业中体会过的快乐和成就感传递给合作的新记者，但他们感受更多的好像是压力和痛苦。从不同渠道听闻，合作的记者们觉得我太严肃了。我想，这除了我的个人能力和性情问题之外，也许还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严肃的、困难的。我记得在三联当记者时，成长最快那几年，最常有的感受就是沮丧和挫败。为了想通一个题目的逻辑，每次采访完在屋子里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走动。机械循环运动做多了，脑子里会没来由（也可以说自不量力）地出现一个小学课本中的画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兼革命家，为了解决人类被压迫被剥削的问题，每日奋力思考，在图书馆来回踱步，天长日久，房间地上留下了他的脚印的凹痕。每次写稿前，都感觉自己憋足了劲，想像一个优秀的攀岩选手那样，在文字和逻辑的岩壁上纵身往上，到达一个新的高度。但每到交稿后，又会像只爬滑石的蟾蜍，颓然躺在床上，心里充满了“又没跳上去”的挫败感。但在一次次试图奋力一跃的过程中，细微的进步确实潜滋暗长。并不存在“轻松愉快地成长”这样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反对犯罪报道的弗洛姆也站在我这边。他在书里一再强调，只有进入真实的生活，才能创造出真实有力的认知，而要进入真实的生活有多艰难，就有多值得为之努力。

记得2011年，去阿里做报道，需要体验当地的转山传统，围着神山冈仁波钦走一圈。整条路50多公里，但海拔几乎都在5000米以上。最高点卓玛拉山口，海拔5700多米，高过唐古拉、巴颜喀拉等探险家们描述的“要命的山口”，被认为是这条路线上最难的部分。

翻卓玛拉山口那天，我凌晨4点多就出发了。站在山脚下往上望，尚未散去的夜色中，狭窄的山路蜿蜒向上，看不到终点，惊惧之情油然而生。在接下来从5000米急升到5700米的5公里路程里，我用舌头抵住上腭，关闭五感，心中默念“1，2，3，4”，以一种肃穆、缓慢的姿态前行。到达山顶时，仿佛从某种谧静的“梦游”状态突然回到人间。佛教徒、印度教徒、苯教徒各在方寸之地摆起祭台，祭祀的烟雾缭绕在覆满山口的厚厚经幡上。诵经声，马脖上的铃铛声，牦牛的呼噜声，步行者们为吆喝牲畜发出的刺耳口哨声，形成一曲难以形容的声势浩大的声响。我站在烟雾和声响的边缘，看着对面似乎近在咫尺的冈仁波钦，身体已经忘记了登山时的疲累，脑子也没有任何关于神性的思考，只有一个想法：“呀，还是写一篇稿子更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