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联社会部做记者，编辑部有一条多年未变的默认训练方式：一个年轻记者在入门后，得从那些激烈迅猛的社会突发事件写起，此后才能慢慢延展上升，去写大众读者关注的公共话题。事件和话题，一动一静。编辑部认为，一个记者只有写好了杀人放火、天灾人祸等突发的社会事件，在极化的矛盾冲突中寻找线索、锻炼采写，才能逐渐学会如何捕捉到社会话题中那一丝丝微妙的波动起伏。

静态的社会话题类选题宽深宏大，也是三联多数封面报道的承载所在，但对我而言，在三联5年里不时在脑海里忆起的，往往是刚做社会记者那几年亲手触碰过的个体故事。那些亲历者炙热的讲述与情感，连同着具体的地理烙印与风土人情，让我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广袤大地上细微的脉动与温度，多年后还残存在心间。一如一位摄影记者在出差时对我说：“我拍了十几年，拍过各种题材，但脑子里经常想起的，全是跟社会部去采访的那些事儿。”

做记者的这些年，我不时会被人问道：“你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说来惭愧，于我而言，那并非在突发的24小时内就被扔到某个见证历史的重大现场，或是某一篇获得褒奖和传播的作品，也不是那些远涉亚非拉的疫前旅行，反而是两次采访中的疏漏和失误。

一次是2018年6月，湖南邵阳。那个刚入三联的夏天，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门口，一名年轻男子在放学时无差别地挥舞起菜刀，造成2名男童死亡。嫌疑人来自湖南邵阳的一个县城，是辗转多地的待业青年，他针对的是一所沪上名校。这强烈的阶层对比，激起了人们关于他犯罪动机的追问。事件发生时，我刚在湖南采访完另一起刑事案件，就被紧急派去嫌疑人的家乡。

嫌疑人叫黄一川，与我同姓，29岁，比我大一岁。作为同龄人的相似性，让我对他行凶的动机产生了巨大不惑：到底是什么因素能让他走到这一步，以至于忍心对小学生下手？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跑一个突发事件，在坐车前往他的家乡邵阳绥宁县的几个小时里，我焦虑的脑子想的全是该如何找人、该怎么采访、从什么角度切入等等。

绥宁是一个苗族侗族聚集地，靠近广西，通往县城的中巴车绕过一座座青绿色的大山与清涧。县城四面环山，古朴得有些落后，政府大院依然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模样，建筑低矮，斑驳发黄，也没有一个门卫。我没有花太多力气，就找到了黄一川母亲的联系方式。在上海的行凶事件像是一场惊雷，轰在了远在湖南母亲的头顶。她整日以泪洗面，无力工作，向单位申请调休，暂避回了乡下老家。

电话拨过去，我表明来意，她并不抗拒，反而对我这个外人打开了话匣：她是一位单身母亲，与前夫离婚后独自抚养儿子长大，对他宠溺有加，这让儿子变得高傲自负，而抗压力和自理力却很差，毕业后很少与家里联系，谎称已在上海成家置业。通话中，母亲带着哭腔，自责是不幸的婚姻和宠溺导致了儿子的悲剧。她提到，事发半年前的春节，儿子最后一次回家时已有些不对劲，不时在房间和阳台大吼大叫，精神状态不稳，“好像得了忧郁症”。

我们的通话持续不到一小时，信息量却很大。在新媒体年代，三联做社会报道的习惯也在改变。如果在重要的突发报道中拿到了信息增量，那么就要在短期内先赶出一篇微信。微信写作也与杂志报道不同，它追求迅捷的速度，还需要作者主动提出文章的“抓手”与传播点，做一些初步甚至有些果敢的判断，以更利于传播。具体到这起事件上，我需要对黄一川的成长经历和行凶缘由做出一个初步的描述与推断。

于是，我按照要求，将对黄一川母亲、老师同学的采访写成了一篇微信，粗浅地回顾了他不长的人生和可能的行凶缘由。报道发出后获得广泛传播，黄母看后却打来电话，问我怎么没写到一个关键信息：她儿子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她提供了详细的佐证细节，春节期间，她儿子经常莫名在家发火，有一次突然拿着菜刀，嘴里说着要报仇之类的话语，出门逛了一小时才回来，吓得她赶紧给前夫发短信。

天呢，我心一惊：“阿姨，您之前怎么没有告诉我这些？”黄母说，她情绪不稳，以为自己此前给我说过了。那篇报道里，我虽提及黄母所言的黄一川在家大吼大闹的“忧郁症”情节，但那几年有不少社会事件被冠以精神病人肇事的名义，让我本能地以为那是一个母亲在为自己的儿子开脱，因此并未过多描写，也没深入追问。

但在当时，这一细节是否成立，却让黄一川行凶的主因有了天壤之别。后来，等黄母回到县城，我跟她约了见面深聊，也联系上了黄父采访，想要写一篇更深度的杂志报道作补救。多方核实之后，我基本确认了黄一川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真实性，他的家族有官方可证的精神病史。而在黄母的手机里，我也看到了春节期间她那条告知儿子拿菜刀出门却被前夫置之不理删掉的警示短信，“我看都没看”。父母这一段破裂的婚姻，错过了最后挽救儿子的机会。

在三联的这些日子，编辑们常在选题会上说，作社会报道，我们要看到复杂性、要看到事件背后“更大的东西”是什么。一个突发事件中，记者既要看到事件中的个体，也要看到个体背后的时代。任何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从来都不是基于纯粹的偶然，背后是有错综复杂的时代与系统，人物、事件、场景层层互动、逐步形成的。少数极端的社会事件，往往很多是社会结构变迁的过度演进。作为记录者，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还原个体所经历的种种时间，将其与时代的复杂互动，以一种构建的秩序展现给读者，让读者在其中看到意义、理解时代。

黄一川行凶的动机是复杂的。他的精神顽疾来自祖母的先天遗传，在大学期间就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妄想和野心。父母离异后宠溺养成的乖张，与作为二本毕业生在大都市中所遭到的挫败，这些巨大的落差最终助推了最后的悲剧。但由于种种原因，那篇报道最后没能写出来。那起案件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黄一川也在此后被判死刑，或成为鲜有的精神病人犯案被判死刑的案例，这个案子由此也成了我一个遗憾的心结。

第二次的记忆犹新，也是在湖南。2019年国庆长假，湖南衡阳祁东县，一位不满14岁留守女童被同学从家中带走，消失9天零8夜，多次为成年人提供性服务。这背后的主谋，是一位刚满14岁的女孩张若菲（化名）。她作为“姐姐”，带着一帮几近同龄的未成年女孩，在县城与成年人长期做着性交易。她们身上有共同点：要么是留守儿童，要么来自单亲家庭，初中没毕业即辍学。

案件被曝光后引发舆论轰动，同事李晓洁进行了前期采访和报道后，编辑吴琪决定要把案件做大做深，想要按照杭州杀妻失踪案《消失的爱人》的方法，将其扩展延伸为一个封面专题报道。任务落到了我头上，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强调，要看到事件背后的复杂性、完整性，要去寻找案子背后那个“更大的东西”。

在湖南那一两周里，初冬刚至，我带着焦虑，一点一滴地去试着了解“姐姐”张若菲和其他女孩的成长轨迹，去理解她们的生长环境，她们是如何游走在边缘，又是如何试图在小圈子里找到爱、关怀、自由与独立，却掉进一个黑暗的深渊。采访中，我还花了很长时间，去梳理还原案件的时间线，打算用一种线性的方式去讲诉张若菲的一步步滑落。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想，那个“更大的东西”是什么？我找到了吗？我不敢确定。

更大的难度还在于写作。编辑部的惯例是充分信任记者，在采写过程中一般不会过多干预，相信记者的判断。但在这篇报道中，我不巧误读了编辑的意思，以为要写的是类似于《消失的爱人》这样的报道，用一篇数万字的长文，将整个故事和县城生态讲诉得一清二楚。我尝试着按照这种方式去写《不回家的孩子们》第一稿，不料却写成了一个臃肿冗长的大拼盘。

文章后来经3次修改，由繁入简，将视角聚焦在案情与女孩们的命运上，最后成文2万多字，作为一篇社会报道刊出。报道虽引起了不错反响，我内心还是有些遗憾，故事最后没能发展成一组封面报道。因为除了最终报道和记者手记《留守女孩，被提前的成年》写下的内容之外，这个案件能书写和讨论的还有很多：当地的生态与情色链条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现今模样并影响未成年人的？作为嫖客的妻子和家人，她们在事发后要如何面临坍塌的生活？为何检方先是对部分嫖客做出了不予批准的决定，最后法院却将嫖客们进行了顶格重判？此案涉及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法律问题，是否还有进一步讨论空间？这些视角，都有单独成文讨论的空间。

还有一个“更大的东西”，是我身处其中时没能看见的。对案件报道中，学校的角色是略微缺失的。作为外出务工大县的祁东，私立教育发达，挤压着公立学校的生存空间——女孩们的母校，地处山脚之下，拥挤而潮湿，很多学生平日要吃住在老师家中。另一边，私立学校的留守儿童合唱团则登上央视，文武学校也在县城和周边大肆招生，后者也是张若菲接受义务教育的终点。在祁东时，我隐约有所感知，是否这类私立教育过于发达，却并没有去细究这失衡的教育生态意味着什么。

直到回京后，我开始提笔，写到张若菲转学到文武学校部分时才猛然想起，自己曾调查过的河南登封武术学校种种乱象。这类学校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外出务工的内陆家长无力管教留守的孩子，就把他们送到一个寄宿制的地方管理，哪怕收费不菲，还不时挨打挨骂。祁东乃至湖南各地的私立学校兴盛，是否与此有所相似？这些私立教育生态是否也值得被书写记录下来？

至少在我看来，那是有着强烈而明晰的指向与相关性的。内陆的县城里，公立教育资源有限，留守的少年数量却庞多，这间接助推了各类私立学校的兴盛。一类学校收费贵，包吃住，宣扬所谓的贵族化“高阶教育”，另一类则主打文武类职业教育，搞半军事化管理，收留问题少年，被很多家长视作孩子们义务教育最后的退路，进而是当兵入伍的提前预备。

我跟一位常年追踪教育的记者朋友聊及此事，她赞同我的观察与判断，并提出了更广泛的例证：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口流出大县，都是私立教育居多，“因为打工苦，家长会更想让孩子走读书的路”，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她都看到过类似现象。那些远在他乡打拼的家长有了一定积蓄，又普遍对孩子带着亏欠心理，在教育方面从不吝啬花钱。无可奈何的他们希望有人能帮着管一管孩子，带他们走“正路”，哪怕是以一种不那么人性的强硬和严苛。

只是，当时的我深扎到案情之中，没能看到这一更大的结构性因素。这让我一度感到很是遗憾，不过也很快释然：有些东西，人身处其中时可能是无法看清的，只有抽离出来旁观，才会有更宽广的视野与洞悉的感悟，就像我在张若菲上学必经的昏暗狭巷里，看到那些对着路人招手吆喝的老鸨与妇女后，跟张父的问答一样：

“家附近的这些环境和活动，会不会对您女儿的成长有影响？”

“那能有什么影响？她是小孩子时又不懂。”张父毫不在意。身为外人的我，却比他更担忧女孩在那种环境下成长所受的影响。至少，从小出入这些昏暗窄巷的她们，可能会在潜移默化中比同龄人更早地意识到，那也是一种谋生的方式。

这两次的疏漏和失误，也让我逐渐知晓，复杂性本身就是复杂的，它是记者思考和观察社会的一种视角与方法论，要基于长期的训练和积累。要认识它，也并非一时、一事或一篇文章就足够，或许这也是三联封面报道都是一组文章集合的原因之一吧。

那之后，无论遇上什么样的选题和事件，在关注个体叙事之外，我都会学着问一问自己：背后那个更大的东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