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龙

理查·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1872-1948）在接到美国政府的训令后，紧急启程，由马尼拉赶往上海。细菌实验室里的关键设备也已拆卸包装，随他同船运往中国。当其他乘客凭栏远眺，欣赏着海上美景时，斯特朗则在船舱里夜以继日地阅读有关鼠疫的研究文献。说是阅读，其实是恶补，因为他长期从事霍乱的研究与防治，鼠疫非其所长。在到达最终目的地沈阳之前，连斯特朗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放着权威的鼠疫专家不用，偏偏选择他去参加这次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 ”。报纸上有关中国东北疫情的报道连篇累牍，但消息的来源五花八门，充斥着各种相互矛盾的信息。英、法、美、德、日、俄等国驻扎在哈尔滨、沈阳（奉天）、大连和丹东（安东）的外交官、医生和新闻记者们都从各自的立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斯特朗也分不清孰真孰假，但他似乎能感觉到疫情背后隐藏着某种政治张力。他还不知道，围绕着中国东北地区的鼠疫防治，一场大国之间的外交角逐已经悄悄拉开了序幕，凭着自己的医学知识，他也即将卷入这出大戏的高潮，去扮演一个力挽狂澜的角色。

大国之间，合作与博弈无所不在。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就足以成为借题发挥的契机，或促成团结协助，或导致反目成仇 ,这是最近人们亲眼看到的事。但放眼历史，这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发生在清末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鼠疫以及中、美、日、俄等国围绕防疫的外交斗争就是这样一个先例。研究这场大鼠疫的学术著作并不少见，但关注疫情背后的政治和外交博弈，就要首推美国学者威廉·萨默斯的《一九一○至一九一一年的中国东北大鼠疫：传染病的地缘政治》（William C. Summers, 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尽管书中也谈到了医疗史，但作者显然对政治外交更感兴趣，而清政府与列强之间心照不宣又紧锣密鼓的斗争也成了全书最精彩的部分，结合当下的特殊情形，读起来令人感触颇深。

一、 公共卫生与政治权力

公共卫生管理与政治权力密不可分。任何防疫措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都需要国家强制力来维持和保证。切断交通、关闭边境、封锁城镇、强制隔离、停产停学、遣返外国居民、从国外撤侨、企业转型生产紧急物资 ……这些我们今天看到的举措，无一不是各国政府的行政命令，背后有军事、警察、教育、经济、安全、边防、移民等部门的国家机器作为保障。为了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国家强制力被紧急调动起来，对特定区域进行控制和干预，以限制人群的流动，并最终阻断疾病的传播。反过来，在防疫过程中，行政权力的实施力度、覆盖范围和深度也必然得到加强和扩大。

以管理公共卫生之名行扩张权力之实，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从西洋老师那里学来的本事，并在台湾岛和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中屡试不爽。建立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和修建医疗卫生设施，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的标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强化政治权力的隐蔽手段之一。曾经在德国学习医学的后藤新平即深谙此道。一九○五年，时任台湾殖民机构 “民政长官 ”的后藤新平调任旅顺，担任 “满铁株式会社 ”的第一任总裁，负责管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的旅顺租借地和 “南满铁路 ”。后藤从事公共卫生管理的经验十分丰富，甲午战争期间他就相继在日本陆军省医务局和检疫部任职，对于医疗卫生与军事斗争的关系并不陌生，后来更是升任内务省卫生局局长，负责日本全国的公共卫生管理。在台湾期间，后藤通过排查各种疾病的可疑病患和易感人群，逐步完善了户口登记，加强了对各地社区的了解和控制，一些长期不便实施行政管理的偏远地区也逐步纳入了后藤所建立的公共卫生监测体系。纵贯台湾南北的铁路也是后藤主政时期修建的，一手抓交通，一手抓卫生，并通过二者来强化殖民统治，这是后藤有别于其他日本政客，被盛赞为 “技术官僚”的主要原因。他把自己在台湾岛管理铁路和公共卫生的经验复制到中国东北，在大鼠疫流行之前，就早已借着提高医疗水平的名义，以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为核心，扩张日本在东北的政治势力。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直到一九一○年十月满洲里发现鼠疫的零号病人，并逐步演变成一场近六万人死亡的大灾难时，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复杂行政机构里，却找不到一个与后藤新平一样有着丰富公共卫生管理经验的官员，也找不到一个与日本陆军省医务局、检疫部或内务省卫生局类似的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对于公共卫生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满朝文武更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