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炯昊

一九八七年，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末代皇帝》上映，翌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一时间在世界上掀起一股 “清宫热 ”。在影片的末尾部分，一队外国游客走进曾经的紫禁城 ——故宫，举着旗帜的导游用略带夸张的语调念解说词，宝座之下的宫殿显得通透而光明，游客们好奇、悠闲的目光散落在曾经的御座之下。这个场景非常具有象征意味，与影片开头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开头部分，临终之际的慈禧太后，面目僵硬狰狞，她在昏暗的深宫之中将溥仪定为皇位继承人，年方三岁的幼年溥仪在深夜被宫廷卫队从醇亲王府抱进禁卫森严的深宫中，四下一片黑暗阒寂，氛围沉闷而带有衰朽甚至恐怖的气息。影片头尾两个片段恰好将二十世纪中国巨大的历史变迁透过故宫 —紫禁城这个相当重要的地点的变化呈现出来，堪称妙笔。

民国初年，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受聘担任溥仪的英文教师，当他进入紫禁城时，注意到这座宫殿在民国时代的特别之处：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的神武门，将我带入了一个空间与外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正是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不仅从一个共和国度回到了君主国度，而且使我从二十世纪的新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古代罗马之前的古老中国。”

故宫 —紫禁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经历的变迁和背后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值得探究。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除了思想观念层面的巨变之外，也落实在具体的物理空间之上。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时代的紫禁城变成了 “故宫 ”，进而转变为向公众开放的国家级博物馆。故宫这个地点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最重要的 “记忆之场 ”。如同皮埃尔·诺拉所指出的：“记忆之场首先是些残留物。历史之所以召唤记忆之场，是因为它遗忘了记忆之场，而记忆之场是尚存有纪念意识的一种极端形态。”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之前，紫禁城之内的区域可分为朝廷办公区域与皇室的居住空间，即所谓外朝与内朝，一般民众无由随意入内参观。诚如清史专家孟森所言：“北平为自古以来宅京最久之地，一坊一巷一邱一壑，皆系人思仰。其荟为记述者亦多，无待汲汲造述。惟禁城以内，旧与外人隔绝，阁部达官奉常朝者，始多行走之便，而温树不言，古以为美，故非朝士所敢轻易抒写也。”关于这一时期的紫禁城，熟稔北京近代掌故的齐如山曾回忆其早年入宫所见的情形，以少年之眼观察普通人难得一窥的大内，十分生动，可补一般官方记载之缺：

宫中的情形，据理想是应该庄严肃穆，但有些地方的情形，却不如此。我于童年时，因认识太监，曾经进去过一次；光绪二十六年，很进去过几回，所以对于里边的情形，看到过一些。在皇上常经过的地方，当然是相当洁净，稍背的地方，也是大堆的炉灰垃圾及茶叶果皮等等。尤其是西北一带靠紫禁城墙的地方，因宫中不用，都是归太监的亲戚本家暂住，里边有小饭铺、小茶馆、鸦片烟馆、赌局，等等，都是全的，盖里边的太监，出来一次很远，多在此处来消遣。皇上看不到，内务府怕得罪太监，又不敢举发，遂腐败到如此。据清宫史记载，一次被皇上知道了，迁出去了两千多人，足见其处闲杂人等之多。最奇怪者，是太和殿等处，也非常之脏。光绪戊戌，我随先君上朝，进东华门一直往北，出来时先君欲带我逛逛，乃由太和殿前经过，出太和门往东，再由东华门出来，在太和殿月台上（丹墀）看到许多人粪，干脆说就是一个大拉屎场；丹墀下院中，则蓬蒿满院，都有一人多高，几时皇上经过，几时才铲除一次，这也是大家所想不到的。民国以后，却洁净多了。

这段记载中，清季宫中的颓败情形颇出时人意料。因为此文是隔了数十年之后的回忆之作，某些片段会被遗忘，而另一些细节则会被放大。不过其中所描述清宫中的颓败情形倒是很有些衰世的 “气象”，符合后来历史叙述中清季的末世形象。

辛亥革命之后，依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及清室成员退居后宫。当时报载：“皇城内太和、中和、保和三殿现经清内务府奉清太后懿旨将该殿廷于日前全行腾出，刻经世总长特备函致大总统派员定期接收，并将东华门及西华门关闭，宫内人等均由北面神武门出入云。”一九一四年，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以三大殿为主体的紫禁城前半部分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展览从热河行宫及辽宁沈阳故宫移入的一些古物，而午门城楼也一度成为 “历史博物馆 ”。尽管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康有为和金梁就曾分别上书清廷，请求模仿西方将紫禁城的一部分设立皇室博物院，但皆未获批准，不了了之。

袁世凯及徐世昌主政的时代，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常作为举行就职典礼、国家庆典的空间所在，而西苑的三海则成为总统居所和日常办公地点。这一情形体现了民国政府对清代宫殿的继承，同时也意味着，清代宫苑的一部分仍然是国家权力中枢所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格局。洪宪帝制昙花一现，其舞台亦多在故宫三大殿的区域，袁世凯在西苑居仁堂受贺，在太和殿南庑成立大典筹备处，并拟改太和殿为承运殿，中和殿为体仁殿，保和殿为太极殿，力图从历史记忆中汲取资源，以构筑其称帝的合法性。

民国初年，立场和背景不同的参观者在游览故宫的过程中，强化或者更新他们关于清代的历史记忆，清遗民及一部分旧式文人表达黍离之悲与故国之思，而新青年和鼓吹革命者则常常表达对革命事业的缅怀，并对包括清代在内的帝制时代的 “专制腐朽 ”表达愤慨与感叹，同时以清宫及其他皇家园林的开放作为共和体制下进步的一大特征。如同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有多少个群体就有多少种记忆。不同群体的历史记忆常常相互交织、颉颃，同时也相互渗透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