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小瑜

对西方文化和文明须有真正的理解，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单凭外国友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做得完满的。燕京大学的中国学者和国内其他的前辈在西学方面做过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燕京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在这方面提供的制度和精神支持亦功不可没。此外，不容否认的是，将西方文化和学问用于中国问题的探讨，是燕京学者取得过优秀成绩的一个领域，也是北京大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糅合西学和国学的儒家社会主义

关注燕京大学故事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了韦斯特这部写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著作之后，会发现他叙述的重心并非文化和教育，而是燕京大学与民国社会政治变迁之间的互动。韦斯特以及他笔下的师生们有时候在大格局面前流露出一种 “无可奈何 ”的情绪，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所处的环境中往往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在燕京主要的学者中，面对动荡时局最有自信、在作品中往往流露出乐观主义情绪的，是韦斯特倾注了情感来描写的吴雷川（一八七○至一九四四）。他应该对吴的著述有过仔细的阅读和用心的理解，写吴着墨不多，所描画的形象却比他写司徒雷登的大量篇幅更加生动和深刻。与吴雷川这位不懂外文的前清翰林相比较，司徒雷登以及燕京其他几位接受过系统美国教育、

以基督宗教研究为专长的中国学者，在将原本西学的道理运用于中国问题的时候，反倒不是那么通透和挥洒自如。

韦斯特强调吴雷川的思想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才明确趋向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实际上，吴雷川在一九一五年加入圣公会，至迟在一九二一年就开始强调基督教是推进社会改造的信仰：“耶稣成为基督，是以他的践履笃实为终点。”基督徒必须研究耶稣如何 “成为基督的问题 ”，因为他们肩负由信仰而投身社会改造的责任，必须在社会革命中 “勉力效法 ”基督（《我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一九二一）。这一倾向固然与吴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有关，同时也无疑出自他系统接受的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他将基督教的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解释为儒家的忠恕，所谓 “尽己之心为忠 ”，就是将自己的所有 “贡献于社会 ”（《论基督教与儒教》，一九二四）。赵紫宸曾经提到，吴雷川生平志愿，只在两件能够直接和切实为民众谋福利的事情，“或是办教育，或是做县知县 ”，而且他将基督理解为致力于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的 “社会革命家 ”，将基督的训导理解为 “穷人的福音 ”（《吴雷川先生小传》，一九三七）。

吴雷川对源自西方的基督教社会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有深刻理解，并能够将这些思想与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相结合，能够用基督教关于爱的说教来支持和强调仁、义统一的中国传统观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真理周刊》等刊物上，吴就已经凭借他所理解的基督教原理对民国社会提出激烈批评，呼吁彻底的社会变革。他不赞成明哲保身的旧文人思想。“兰以香自刈，膏以明自煎 ”，在他看来，并非自炫，而是一种奉献的精神，是值得赞美的（《生命》，一九二三）。他对基督教之于中国的意义理解为：“原来一种宗教或学说，必具有修己与治人两部分的作用，如儒家言格物致知以至于修身，此修己之事，齐家以至平天下，此治人之事 ”；而此等境界的一个方面，就是建立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的“至善社会 ”。在这里，他对社会改造的经济关系层面有明确的关照。在“三一八惨案 ”之后，他明确提出，耶稣并非以自己的流血牺牲来帮助消极的大众“赎罪 ”，而是以之召唤 “无量数人效法他的牺牲，以自己贡献于社会，使社会各种文明逐渐发展进步 ”（《宗教与人生》《与爱国青年说耶稣》，一九二六）。这是他在二十年代始终一贯的观点，即基督教徒对天国的向往不能脱离对现世社会的改良和改革，包括对不平等的阶级社会的改造，求得人人平等，消除不仁的贫富差别。他因此呼吁青年人“尽力服务，使世人各得所需要 ”，因为这才是 “真正的康乐和亲 ”（《主祷文演词之四》《主祷文演词之五》，一九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