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志毓

方君璧是现代中国知名的女艺术家。她十四岁留学法国，二十二岁考入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是该校录取的第一位中国女学生。一九二四年她的《吹笛女》和《H小姐的肖像》两幅油画入选巴黎春季沙龙，是中国女性作品的第一次入选，被当时巴黎报纸誉为 “东方杰出女画家 ”。同时在巴黎求学的雕塑家、诗人李金发在一九四二年的文章中认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灿若星辰的留法艺术家中，“最有成就的是方君璧及徐悲鸿”。方君璧一九三○年回国后，在广州同岭南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研习绘事，开始试用中国纸笔色墨作画，毕生探索以西洋技法融入中国意境的方法，良有创获。一九三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方君璧画集》，蔡元培作序，称赞她：既以欧洲工具与笔法，写本国风景与人物，又借欧洲写实之手腕，达中国抽象之气韵，“一种尝试，显已成功，锲而不舍，前途斐然 ”。

方君璧一八九八年出生在福建省侯官县一个开明的绅商家庭，家族中的子弟青年时代多被送往日本留学，其中有六人参加了同盟会。她的胞兄方声洞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生活在分裂动荡的二十世纪，方君璧的一生也饱经忧患流离与生死考验。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她亲历河内枪杀案，丈夫曾仲鸣毙命，她自己身中三枪，死里逃生。而在事发前的两年中，她似乎已对命运有了预感，屡次在噩梦中目睹曾仲鸣遭遇暗杀。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客居法国的方君璧在日记中依然伤心地写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是我一生最伤心的日子。 ……若是没有三个小小孩子，那时需要一个母亲教养他们，我相信我一定也跟他一起去了。”但是她活了下来，并与历史一同前行，走过曲折蜿蜒的道路，最终目睹了梦想的实现，活出了自己的人生。

一九四九年九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方君璧和许多有国民党背景的人一样，对新政权抱持犹疑、观望的态度，只身偕三个小孩重返法国。临行前，她在香港与李石曾、顾孟余等旧日师友辞行，面对历史变局与未知的国运，大家都有些惆怅，她亦暗自感慨，“真走了，要几时才回来呢 ”。在巴黎，她遭遇了事业上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就是欧洲艺术潮流的转向。战后的西方艺术界，抽象主义大行其道，不但她自己的画，连当年巴黎高等美院那些炙手可热的老师们的画，也都 “过时 ”了。一些博物馆和画廊的负责人表示喜欢她的画，但不愿为她开设展览。而对于那些正在展出的作品，方君璧也不以为然，在日记中说：“我一点不懂，心中很烦闷，觉得如果这样的可叫作画，那把从前几千年的画理都打倒了，也不用线条，也不用光影……所谓诗、韵、神、妙，都是落伍者的言论了，何必再用功画呢！”

她本想在巴黎以卖画为生，结果并不容易。国内的亲友又不断写信来求助，她在日记中说：“他们说没有饭吃，我们在此地举目无亲，将来如何，亦不能知。……有三个小孩，如何养大呢？七嫂等要我寄钱，我去叫谁寄钱呢。”这大概是她生平第一次为生计担忧。国内的家产已悉被没收。而当一九五○年五月，她从朋友处得知 “中国情形很好 ”时，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如果做得好，即使我们破产，也应该的，也甘心的。”

在困难面前，她坚持了自己的审美取向与标准，不懈地寻求自我发展，虽未大受欢迎，仍以其宁静、优美和富于诗意的东方气息，赢得了一些西方人的喜爱。一九五○年她在巴黎和伦敦分别举办了个人画展，一九五一年又在巴黎贡底画廊（Galerie de Conti）举办了个展。其后，她的油画《钱塘江》被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de Paris）购藏，作于淞沪会战时的国画《不食嗟来食》被巴黎赛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购藏。一九五七年，方君璧移居美国。整个五六十年代，她在香港、东京、曼谷、马来西亚、新加坡、台北、华盛顿、波士顿、普林斯顿、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等许多地方举办过个人画展，作品广为海外美术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