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墩村的村民们从1995年宝墩古城遗址发掘开始，就参与着考古发掘的多项工作

摄影/蔡小川

寻址宝墩村

听闻宝墩古城遗址仍在持续发掘后，我们在蒙蒙细雨中驱车抵达宝墩村。眼前村民们随意搭建的几层砖瓦小楼，掩映在泥泞道路旁半人高的杂草中，向我表明这是个货真价实的村庄，和我设想中如同良渚、盘龙城等遗址观光景点的样子相去甚远。出租车司机好奇询问我是不是这里人，是回老家吗？似乎不敢相信来这儿还能有什么其他目的。但正是这座远离成都平原中心、甚少为人所知的古城，在延续800年的光阴里孕育了古蜀文化的源头，为我们探索长江上游古代文明提供了线索。

根据地图显示，古城遗址就在附近，试着往来路倒退了约百米，写着“宝墩古城遗址”的砖红石碑出现在右手边，一条石径小路从它背后穿过，通往不远处的稻田。前来迎接我们的唐淼是宝墩遗址发掘现场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此时所处的位置正是古城内城墙的遗址上。宝墩古城有着内外两层城墙，外城城址面积约276万平方米，内城城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目前长江中上游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时期（距今约4350～3950年）城址。

宝墩村存在一处古城的事实早为世人所知，相传这里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城”，因为地处新津龙马乡，当地人又称其“龙马古城”。在20世纪50年代，四川省文物部门便对此地进行过地面调查，但主要是针对城墙之上和遗址之内的汉代墓葬；80年代以后，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后来的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先后对此地多次调查，但均未采集到早于汉代的物品，于是推测这处古城为秦和战国时期城址的可能性较大。直到1995年秋天，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与新津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调查队首次对该遗址进行钻探、试掘，才证实地面上的土垣确实为人工夯筑的城墙，大量出土的陶器和石器与三星堆遗址一期和绵阳边堆山遗址的器物比较接近。一座距今约4500年的史前古城就此显现在人们面前。

成都平原上，宝墩文化八座古城遗址的分布示意图

实际上，在1934年，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在发掘三星堆遗址时，已经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遗物，这是成都平原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但是当时该时期的出土文物数量较少，对这批遗存认识并不清楚，学术界没有将其与三星堆文化明确区分开来，在其后几十年内被统一归类为三星堆一期。直到宝墩遗址被发现后，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出土，它的文化特征才逐渐清晰。

虽然我内心早已做好准备，太过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不会留下太多痕迹，但目之所及，似乎全部要依凭想象构建出的古城还是令我迷茫起来。唐淼大概已经习惯了来访者的这种反应，转身沿着旁边的小道向深处走去。当我以为这是要回发掘现场时，他却踏步登上路边的土丘。“感受一下，这就是城墙。”唐淼跺了跺脚示意说，“这里没有修整过，所以留下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如果不是有人告知，这座田埂边的小土丘不会引起我任何注意，上面已经长出茂盛的树木，杂草丛中连个落脚地都难以寻觅。“现在这上面大概还有10米多宽，早期（城墙）是比较宽的，上面20多米，下面30多米，横切面呈梯形。”唐淼解释道，宝墩古城的两道城墙都是夯土城墙，这是流行于长江流域的一种斜坡堆筑城墙的方式。“修建夯土城墙的一项重要功能便是抵御洪水，此外，城墙建得这么宽可能也是作为水患来临时的避难所，因为成都所处的冲积平原几乎没有高地，上面可能还修建了一些抵御外敌、野兽的设施，这种推测源于长江下游良渚遗址的城墙上也发现有柱洞的痕迹。”

宝墩古城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唐淼

因为这种城墙土含砂少、黏性好，当地人觉得好烧砖，发掘之前将外城墙取得差不多了，就连我们路过的内城墙也有不少直接整个截断的部分。所幸考古队发现了外墙的壕沟，外城墙的位置基本上是通过壕沟确定的。“我们目前推测有两道城墙是因为人口的扩张，最早的古城在内城墙里面，但随着城市发展内城面积不够用，开始扩张到外城，然而外城墙没多久就被洪水冲毁了。”唐淼补充道。

宝墩古城遗址的发现改写了成都平原的历史。“它证明4000多年前成都平原的人群不仅有定居的村落、发达的农业和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修筑规模宏大的夯土城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江章华是当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本刊，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考古界掀起了寻找史前城址的热潮，在内蒙古长城地带、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下游都发现了很多龙山时期的城址。学术界一般认为城是聚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的出现说明中国在史前时期社会可能发生了巨大变革。通常，修建城墙这种大型工程体现了公共权力的出现，聚落出现分化，城与乡村分野，说明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文明。这些城因此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信息。“成都平原在秦汉文献里还被认为是蛮夷之地，学术界以前都不认为成都平原这么早就会有城，而且有这么多城，规模还那么大。”江章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