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陈曦）

文/张筱筱

早上打开邮箱，收到通知，硕士论文终审通过，毕业。我呆坐在电脑前好一会儿，表情淡然，心无波澜。我以为自己会激动到拍桌子，甚至跳窗户，无论怎样，至少都得大肆发泄一场。在加拿大读研的两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象自己成功毕业后的胜利模样，但这幻想总是被因论文写不出来而拿不到文凭卷铺盖滚蛋的恐怖画面替代，如此一喜一悲的情景来回在脑海里翻腾，折磨着我那脆弱的神经快两年。到如今真毕业了，反倒有些麻木。

我做学问的艰难和我的导师有分不开的关系。说这话没有丝毫怪罪的意思，相反，“艰难”这个词自我踏上学术生涯后彻底成了一个褒义词，而这一切，都得感谢我的导师。

我的导师是一个70多岁的白人，瘦削的脸庞被他那把邓布利多式大胡子遮上了一半，鼻梁上架着的那副厚镜片背后透着一股高深莫测的气质。记得刚开始读研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见了第一次面。说是去交流思想，其实我是去表决心的。那时的我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屁股刚挨着个东西，便开始滔滔不绝地描绘我想要在读研期间多发论文的蓝图。本以为能收到一番夸赞以及支持，没想到不知深浅的我被导师一盆冷水泼了个凉透。他让我先别想着发表论文，还是应当脚踏实地琢磨琢磨毕业论文，可我那时净想着买一送二、种豆得瓜的好事，哪里听得进去。他似乎从我的嘴角看出了不服，便说，一次学术研究就是一次生命，做好了对人对己都是一次重生，若是急于求成，追求速度和数量，不重质量，那做的研究就成行尸走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