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韦萌

前言：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小国家。“二战”后，该国涌现出多位在世界乐坛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指挥大师尼姆•雅尔维（Neeme Järvi）和作曲家阿沃•帕特（Arvo Pärt）。他俩年龄相仿，都在苏维埃体系中成长起来并找到了自己的艺术方向，1980年移居海外后赢得了世界声誉。在20世纪的爱沙尼亚音乐家中，还有另外一批不太为人知晓的群体，他们在“二战”前后主动或被动离开了故土，侨居在海外，如本文要介绍的小提琴奏家艾薇•里瓦克（Evi Liivak）和作曲家爱德华•图宾（Eduard Tubin）。虽然生活和音乐事业都受到了无法挽回的影响，但他们都在异国他乡坚持着音乐理想，重新建立起音乐家的身份。铁幕阻挡了他们与祖国的联系，但那个回不去的家和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同胞，却是他们永恒的精神家园。

本文是“名琴‘李宾斯基’300年”系列故事中的第四篇，也是最后一篇，讲述了两位流亡海外的爱沙尼亚音乐家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讲述爱沙尼亚人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先说两句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在历经八个世纪的外族统治之后，爱沙尼亚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不到20年的短暂独立（雅尔维、帕特以及里瓦克都生于这一时期，图宾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指挥和作曲两方面的巨大成就）。“二战”中，爱沙尼亚先后被苏联和纳粹德国占领；战后，该国又经历了长达45年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时期，直到苏联解体。

艾薇•里瓦克和爱德华•图宾在“二战”的炮火中幸运地活下来，并躲过了苏军的暴行。他们是众多流亡海外的爱沙尼亚侨民中的杰出代表，在变幻的政治环境中坚持了音乐理想，并在新环境中开创了新事业。

小提琴演奏家艾薇•里瓦克

1. 声名鹊起的音乐神童和颠沛流离的战时岁月

里瓦克生于1924年，自幼显示出神童的全部特质。她6岁就举办了独奏音乐会，9岁进入塔林音乐学院，11岁演奏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12岁又演奏了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13岁入选国家队，去布鲁塞尔参加了首届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比赛（冠军是29岁的奥伊斯特拉赫）。

1939年，15岁的里瓦克以优异的成绩从塔林音乐学院毕业，并获得了一份赴布达佩斯音乐学院深造的政府奖学金。可惜“二战”爆发，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里瓦克在匈牙利没呆多久就回到了爱沙尼亚。她的父亲由于参加抵抗运动被德国纳粹的盖世太保杀害，她也受到了严密监视。里瓦克始终拒绝为德国军官演奏，因此生活变得十分窘迫。更糟心的是，她不得不去柏林办理返回布达佩斯的签证。可是，柏林的爱沙尼亚外交官都被赶走了，她手中的钞票也变成了一堆废纸——里瓦克只好滞留在德国了。她索性转学到柏林州立音乐学院，师从M. Strub教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取得了硕士学位。

战争期间，里瓦克没有公开演出的机会，只能为柏林的爱沙尼亚流亡者举办地下音乐会。有一天晚上，秘密演出被盟军的空袭打断，听众们便举着蜡烛躲进防空洞，坚持听她拉完了最后一个音。让人没想到的是，里瓦克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公寓被炸毁了——胜利已经露出了曙光，她却变成了一位无家可归、无国可依、一无所有（除了手上的琴）的难民。几经辗转，她被疏散到靠近捷克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里，并幸运地与Strub教授异地重逢——里瓦克又跟随他学习了六个月。1944年底，苏联红军将前线向西推到德国境内。里瓦克只好收拾行装，一路向西躲避战火，最终在纽伦堡附近安顿下来，并迅速恢复了公开演出（终于！）。

1945年5月，纳粹投降。里瓦克因为没有护照只能留在德国演出。她在满是残垣断壁的德国城市为渴望音乐慰藉的苦难民众献上了高水准的音乐会。在慕尼黑的一场演出正值隆冬时节，被炸弹损毁的音乐厅已无法供暖。观众、乐队成员和指挥都穿着厚厚的棉袄，里瓦克坚持只穿一件露肩长裙登台。为了不让手指冻僵，她把双手缩在手笼里保暖，需要她演奏了才拿出来。德国评论家称赞她“给冰封的慕尼黑带来了热浪”。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她还会去难民营和盟军部队的驻地慰问演出，用自己的方式尽一份力。

“二战”结束后不久，里瓦克遇到了未来的丈夫，美国钢琴家安舒茨（Richard Anschuetz）。他当时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为美军做翻译。1946年，两人在纽伦堡的音乐会上首次亮相，之后便经常搭档演出。审判结束后，安舒茨带着里瓦克去了巴黎，并在那里结婚。她在巴黎音乐学院跟随J. Boucherit学习了三年——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不少乐评家都想当然地从里瓦克的演奏中听出了法国味，甚至将她归入了法比学派——这多少有点儿牵强了。常驻巴黎期间，里瓦克像一只出笼的小鸟，短短几年时间就去瑞典、荷兰、意大利和法国多地举办了很多场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