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章

伴随着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的 “社群 ”的诞生形成，及其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及知识分子该如何面向这个社会说话的讨论，便作为这个 “社群 ”的一种自我认知、自我反思而不绝如缕。从马克思自觉地承诺要 “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到韦伯以 “价值中立 ”冷峻地为现代学者的话语权画出合法的界线；从曼海姆对于 “没有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 ”和“有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 ”以及相应的不同话语形态的划分，到福柯对于 “特殊知识分子 ”和“普遍知识分子 ”的区别；从鲍曼的 “立法者 ”与“阐释者 ”，到萨义德的作为 “流亡者 ”与“边缘人 ”并自觉以 “业余性 ”抵抗 “专业化 ”的知识分子，再到华人学者如费孝通、余英时、许纪霖等对于知识分子使命和命运的种种思考……所有这些，构成了现代中外知识分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寻求自我定位的探索历程。《把自己作为方法 —与项飙谈话》（以下简称《方法》）并不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专著，作为主要作者的项飙甚至明确表示这本书 “从来没有想给知识分子看 ”，但是，之所以让笔者联想到以上这些知识分子之思，是因为在这本由两代北大学人的对话构成的小书看似多而杂的话题之下，贯穿着一条基本的线索，那就是对于知识分子或学者如何把握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扮演自己角色的思考。

一

首先应该说明，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执着于探究社会、叩问人生的知识分子，也即社会学家科塞所说的作为 “理念人 ”的知识分子。在西方，他们是 “坚持神圣传统的教士们的继承人 ”“《圣经》中先知的继承人 ”（科塞：《理念人 —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一年版）；在中国，他们是传统上那些传道卫道的 “士”的后代。这类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位置从 “中心 ”到“边缘 ”的变化，是现代社会变迁中的普遍现象。所谓从 “立法者 ”到“阐释者 ”，所谓作为 “流亡者 ”“边缘人 ”的知识分子，所指陈的就是这一现象；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关于 “人文精神失落 ”的讨论，事后怎么看怎么像是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在八十年代所拥有的中心地位之 “无可奈何花落去 ”的哀惋。《方法》的作者当然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八十年代大家认为知识分子是民智的代表，有很强的道德色彩，代替国家说话……九十年代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法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他们不再是精神导师了。”不过，作者显然并不为这种边缘化感到哀惋，也没觉得这是一个了不得的问题，而认为是现代多元社会的正常现象。真正让作者感到成问题的，也是引发笔者强烈共鸣的，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止是边缘化，而且是孤立化 ”。

说到知识分子的 “孤立化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十九世纪那些具有社会结构上的 “无根性 ”、思想上的 “漂浮性 ”的俄国知识分子。科塞就曾指出，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阶层是一些 “被排斥在一个主要仍然受中世纪庄园秩序的原则所统治的社会之外 ”的人，不属于任何一个身份团体或阶级，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没有固定的位置，因此，他们身处这个社会，却又不属于这个社会。就缺乏与现实社会、与社会中其他的阶级和群体之间充分的有机联系而言，《方法》所说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 “孤立化 ”确实有些类似于那些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但不同的是，造成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之无根漂浮的，主要是他们所接受的新教育、新理念使其不见容于旧秩序，从而遭到旧结构、旧秩序的排斥；而造成当今中国知识分子 “孤立化 ”的，则主要是日益强化乃至僵化的专业分工，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学术日益 “体制化 ”（参见项飙：《中国社会科学 “知青时代 ”的终结》）之下知识分子或学者一步步走上了自我封闭、自说自话的路子，也就是说，他们日益成为一个只求自己内部沟通而不关心与外部社会交流互动的小圈子。因此，如果说，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常让人感到其空有一腔道德感、责任感，那么，今日知识分子的 “孤立化 ”恰恰反映的是在 “专业性 ”“规范化 ”的面具下社会道德意识、责任意识的流失和淡漠。“学术研究只是变成了同行之间的对话，你说话是为了让我批判。……一个人类学家说了点什么，是为了让别的人类学者有话可说。”也就是说，在所谓专业化的路数下，知识分子、学者主动地疏离、切断了与其他社会群体及民众的有机联系，民众只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写作、言说而去采择数据的数据库，而不是其生命和动力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