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瞿 骏

研究之 “创新 ”与一般意义的 “新旧转换 ”是有大区别的，不少研究之 “新”其实是昨日样式的今日呈现。就五四运动研究而言，其“创新”实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目前我们不太会去做但心向往之的写作方式，如撰述一部周策纵式的五四运动全史，或李泽厚式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这种写作方式因与目前学术生态的距离而产生了别样的吸引力。另一种则是因为革命史与政治史近年来的复归，遂使得以往经典论域中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题目又获得了新的研究纵深。这两种可能性均带有一定的 vintage意义，即“以复古为解放 ”，既释放了经典写作方式和经典研究论域的厚重积淀，同时又是 “旧锦新样”，在“袖口、领口、束腰处 ”多能见新文化史的魅影与社会科学发展的痕迹。而由后一种可能性所激发的则是 “地方 ”的五四运动研究。

“地方 ”的五四运动研究与五四运动在某某地方（如江苏、山东、浙江）的根本性差异不在实体性区域的由大及小，由沿海及内地和由中心及边缘。其表面上的着眼点一般多在县城和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域社会，但亦可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或杭州等省会城市，叶文心关于杭州的五四运动的经典研究已证明了这一点。从其研究出发，所谓 “地方 ”表面上是指“实体性 ”区域，而其实质代表着一种研究视野、一种分析方式。这种研究视野和分析方式强调的是：

第一，各种类型的实体性区域，其五四运动发生、拓展和延续的机制都可能 “自有其理 ”，就连北京和上海都大有不同。早在一九五四年黎澍就曾精辟指出：“中国人拒用日货和中国制造品脱销的结果，使未受排斥的美国货物销路随之增加。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肆无忌惮的侵略本来已够使美国资本家感觉不安了，这时受到了实惠，所以他们在上海所办的报纸不惜篇幅大量刊载学生运动的消息并且表示了 ‘同情 ’。资产阶级在上海的优势产生了一种影响，使上海学生运动在一开始便不同于北京学生运动。”因此我们当虚心探求各种实体性区域的五四运动如何能 “自有其理 ”的机制，而非简单地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进而 “席卷全国 ”的眼光来观察。

第二，来自中心的各种影响诚然可以笼罩地方，但笼罩可以有各种方式，可以强度有别，路径多样。有的是直接影响，比如北大学生直接回乡推动新文化的传播；有的是间接作用，比如零散的书报下行和当地政府无意识的推波助澜；有的更是 “互缘 ”的关系，即大风刮过，树木摇动，但摇动并不是一个方向的，在呼应、支持、认同的同时，亦会有很多批评、责难与不满，而批评、责难与不满或会促使中心人物改变叙述策略，转换宣传方式，调整表述尺度。这些都留有无比巨大的再研究空间。

第三，地方人物自有其主体性，中心对于地方的笼罩一方面或许在消解地方人物的主体性，但另一方面也经常可以激发或创造地方人物的主体性。特别是我们要关注那些由中心建构的 “地方性 ”是如何让 “地方”重新被发现，进而成为似乎是真实的 “地方性 ”的。比如因白话文学的兴起，胡适、顾颉刚等颇强调发现江南读书人的 “白话 ”传统，遂导致日后 “白话 ”成为江南地方文化特色的一部分。

第四，中心亦非铁板一块，其内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亚于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