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解 扬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先生是北美著名的汉学家，一九四六年就读于金陵大学，随王崇武研读明史，这段经历奠定了他一生治学以明史为重的学术轨迹。牟复礼于一九六九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东亚学系，经过数十年耕耘，使该系成为北美汉学的重镇。在牟复礼的著作中，最为中国学人所熟知的，是在 “剑桥中国史 ”系列中与崔瑞德联合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上下两册。

《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册出版于一九八八年，下册在一九九八年出版，间隔十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中外学术交流也逐渐频繁。当时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沈定平先生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应邀赴美，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访问研究。基于访问期间与北美汉学家建立的私人友谊，沈定平在回国之后还与美国学术界保持了比较紧密的联系，通过书信往来，讨论学术，其中不少议题，即使如今看来，仍然是我们阅读新著、辨证旧闻、思考中西为学之同异时所无法回避的。牟复礼即是与他通信论学的著名学者之一。虽然沈定平给对方的去函没有抄件保存，但牟复礼在回函时往往会提及所问，逐一作答，如今翻看，依然能令读者感知两人在问答之间的关怀所在。

在牟复礼给沈定平的通信中，有两封是关于《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一封写于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是对沈定平于该月六日来函的回复。另一封信写于同年十一月一日，是对沈定平八月来信的回函。当时牟复礼尚未从普大退休，只是减少了授课，一年中有时会住在科罗拉多州的格兰比小镇，因此在二月的回信中开篇即说 “您二月六日来信，从普大转寄到此 ”，还手绘了一个箭头，指向信笺右上方钤章的小镇地址。

沈定平在一九九三年初给牟复礼去信，是告知《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译本（张书生、杨品泉等译）已经于一九九二年二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就此事，牟复礼表示，对历史所翻译此书的计划，他并不知情，此书有中译本，“出乎我预料之外 ”。牟复礼说，这部《剑桥中国明代史》“针对的读者是在中国以外，对中国历史无甚认识的史学家、大学生之类的西方知识分子 ”。他甚至认为：“我不敢相信这样的著作对中国读者会有价值。”这当然是谦逊地示意。事实上，这类由专家撰写，类似大学生读物的文史著作，既有可读性，又有严谨性，在西方出版市场非常畅销。牟复礼早年的著作《中国思想之渊源》和退休后撰写的大部头《帝制中国：900—1800》，都是属于此类而深受欢迎。即使如此，对于《剑桥中国明代史》这部新著的中译工程，牟复礼仍然客气地表示：“贵所张书生先生、杨品泉先生等同仁愿意承担这样艰巨之工作，而贵所当局又肯消费巨款把书出版发行，真是感谢万分！”

接下来，牟复礼转入对沈定平来信中提到的两个具体问题一一作答。其一是对 Elite一词的解释，说这是一个法语词，它的产生和使用有当时法语文化中独特的背景，借用到英语，用法已经比法语中的稍广。他认同《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译者将 Elite翻译成 “精英 ”，还解释说：“现今在一般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这一词的意思是 ‘上层人物 ’或‘上层社会 ’‘上等阶层 ’，有时可以翻译成 ‘名流 ’，并不是马克思指为 ‘统治阶级 ’‘特权阶层 ’等。因为 Elite不一定总是有钱有势的人。Elite是按照某种个人成就的标准可以算是有名望的最精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