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祖盼 李翔

一九七九年，日本学者日下公人出版了《新文化产业论》，很快成为日本受欢迎的畅销书。十年后，《新文化产业论》的中译本（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作为 “现代思想文化译丛 ”之一，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然而，这本早期的文化产业译著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受文化体制影响，彼时中国还未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成熟环境，文化市场还处在萌芽状态；二是国内大多学者还没有做好接受文化产业理论的准备，人文知识分子的讨论更多地指向了哲学批判层面。几乎同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大量进入中国，成为国内学者应对大众文化的 “理论武器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带有经济论调和未来预测性质的许多相关译著被忽略了。时隔三十多年重读这本译著，感觉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文化的现实境遇，也照出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图景。

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正经历着经济繁荣的时代，国民收入已达人均五千美元（当时中国仅为人均一百美元），高等学校的升学率为 92%，全民进入中产阶层，大城市集中率和小家庭的占有率及电视普及率均为世界之首，婴幼儿死亡率为世界最低（24页）。可以说，战后日本经过三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快速迈向世界先进强国之列。然而，经济上的成功，并没有让日本产生足够的文化自信。用日下公人的话说，日本人被称为 “经济动物 ”或“商业动物 ”，他们内心世界极为贫乏。在外国人眼中，日本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而已。而早在一九七四年，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在《当今日本社会》一书中就直指日本 “经济起飞 ”的奇迹是以牺牲社会发展为代价的，日本物质上的丰富与精神上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十多年转瞬即逝，日本并没有因为文化上的贫乏而陷入困境。相反，从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以来，文化以及围绕文化展开的经济实践成为塑造日本全球竞争力的超级力量。手冢治虫、鸟山明、宫崎骏的动漫作品，任天堂、科乐美、卡普空的电子游戏早已深入人心。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当“东京八分钟 ”展示的足球小将、吃豆人、哆啦 A梦、凯蒂猫、马里奥出现时，竟让全世界的观众产生了无比熟悉的亲近感。不仅如此，日本的流行音乐、建筑、时装、艺术所展现的 “文化力 ”同样受到世界瞩目。这便是日下公人笔下 “新文化产业 ”的力量。

《新文化产业论》开篇便描述了全球化以来不变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精通 “文武 ”才能真正统治世界。他说：“世界最好的办法不外乎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使对方心服口服。”（2页）中国人讲“文韬武略 ”“文武双全 ”，意思大致相当。这种 “文”字当前的力量被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一九九○年前后提炼为 “软实力 ”（Soft Power）后而名声大噪。日下公人在一九八○年出版的《八十年代的发展产业 ——第三产业》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所谓发达国家，就是指处于文化和经济的交错阶段，它既是文化先导国，同时也是产业先导国。”（中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1页）然而，历史的事实则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国家生来就对自己的文化自信，对于文化上的自卑和对 “他者 ”的崇拜，昔日的美国、日本、法国、英国也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在他的文集《美国和美国人》（America and American）中曾写道：“从前，如果法国所谓上流社会的绅士因为我的法语不地道而吃惊，我会感到羞愧并表示歉意；现在我的感觉和回答是，我很遗憾我的法语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更应感到遗憾的是这位法国绅士，因为他没有学会英语，而英语是神圣的国际语言……我们不再相信所有艺术、文化和知识都起源于欧洲。”（中译本，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94页）例如中世纪的欧洲曾把阿拉伯和东方国家奉为世界最高文明和文化的象征，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曾对东方人的清洁习惯感到吃惊，东方在贸易上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优势，欧洲文化艺术多从印度、波斯、阿拉伯地区传入，如此等等。

对于四十多年前的日本人而言，在熟悉和过分接受了近代欧美形象的影响后，是很难想象欧美曾经作为文化、学术落后地区的那个时代的。同样，对于充分浸润于日本流行文化的中国年轻一代，也很难想象日本人在文化上曾经有过极度的不自信。日下公人批评七十年代的日本人思想陈旧，无兴趣、无性格、无人格，只是比别人会打算盘。从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国民有大量的储蓄，大批日本人到海外旅行，具有代表性的 “家族主义欲求 ”的增加，充满小家庭情趣的外出旅游成为许多家庭的首选，并引起全世界瞩目。而往前推五十年多为美国人，一百年前则多为英国人，往后推五十年则多是中国人。据统计，二○一八年中国出境游客人数已接近一点五亿人次，境外支出稳居世界第一，中国人出境旅游热被看作经济繁荣的一种表征，从侧面也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其他一些数据也能表明日本与中国相类似的情况。例如从产业比例来看，中国当前的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与日本七十年代接近，同样处于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和新旧动能转换时期，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文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