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国刚

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观同时代刘邦、项羽对于秦始皇之帝位的垂涎，天子亦然也。可是，这帝王将相在近代以前的东邻日本和英伦欧西，确实是有种的！人家那叫 “万世一系 ”。至于 “天子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确实是中国历史的特色。

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将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归纳为三点：“帝王之受命 ,其上以德 ,商周是已 ,其次以功 ,汉唐是已。”即所谓 “商周之德 ”“汉唐之功 ”，除此两点之外，他还有一点是针对宋朝说的，“无积累之仁 ,无拨乱之绩 ”，是“见可授而授之 ”的机会主义者（均见《宋论》卷一）。当然这是概括的说法，若涉及具体事件，船山还有许多精妙的观察。比如，《读通鉴论》对于隋唐之际李密（五八二至六一九年）与李渊（五六六至六三五年）争夺天下的行迹，就有所评论与思考。

一、李渊与李密

隋炀帝杨广在位十五年，前期意气风发，有所作为，虽说劳民伤财，毕竟志在追踪秦皇汉武，建功立业。从大业八年（六一二）开始，连续三次征讨高句丽，损失惨重，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大业十二年他龟缩到江都，躲避中原地区的乱局。

这个时候在反抗隋朝的势力中，既有隋朝官僚 “体制内 ”的力量，也有农民军这种 “体制外 ”的力量。前者以李渊、李世民为代表，后者以李密（此前是翟让）领导的瓦岗军为代表。但是，二李（李渊、李密）其实都是 “关陇集团 ”内部的人物。李渊的祖父李虎、李密的曾祖父李弼都是当年宇文泰创建府兵制的 “八柱国 ”之一。李密袭爵蒲山公，李渊袭爵唐国公。李密年少，职位尚低，他因为参加六一三年杨玄感的起兵而被抓捕，幸而逃脱，加入到河南的农民军中，受到瓦岗军首领翟让的信任，得以独立带领一支兵马作战，颇有战功。作为农民军的一员，他发布檄文声讨隋炀帝：“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李渊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晋阳起兵之时，年逾五十，老谋深算。作为体制内的力量，李渊要造反，首先要集兵，集兵必须有理由，而且必须要得到远在江都的皇帝批准；而炀帝对于李渊并不放心，安插了两位副使王威、高君雅，监督李渊。也就是说，李渊只要不公开揭起反隋的旗号，就必须妥善处理集兵的合法性问题，并且得绕开两位副手的监督。他先是以抵御突厥和地方叛乱的名义集兵，得到王威、高君雅的赞同。继而用勾结突厥的不实之词，处死王、高二人，才得以放手做起兵准备。至此，他都没有在名义上叛隋。

同时，李渊也密切关注河南地区的政治事态。他首先与李密联络。

在中原地区志得意满并且被 “群盗 ”推为盟主的李密，也回应了李渊。《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六一七）七月条记载：“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 ”，使祖君彦执笔给李渊回书信一封，信中说，他与李渊都姓李，“派流虽异，根系本同 ”（李渊的祖父李虎当初被赐姓大野氏，李密曾祖父李弼则被赐姓徒何氏。他们不是一个 “李”）。又说，虽然我能力有限，却为四海英雄共推为盟主，希望您多加提挈，同心协力，“执子婴于咸阳（秦末刘邦入咸阳降秦王子婴），殪商辛于牧野（周武王牧野之战伐商纣王），岂不盛哉！”又约李渊前来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会谈，相与签订盟约。

李渊的回信不卑不亢：老夫作为大隋的带兵军将，“幸承余绪 ”接班为唐国公，如果在国家危难之时，不挺身扶持，是会受到贤能之人指责的。我“大会义兵，和亲北狄 ”，目的是匡救天下，“志在尊隋 ”。但是，天下大乱如此，“天生烝民，必有司牧 ”，国家百姓总得有人治理呀，“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这个人除了老弟您还有谁呢？“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我一定欢欣鼓舞地拥戴你，将来在李氏宗族容得下我，再封我为唐国公，我就满足了：“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箓，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至于您说的造反之事，“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 ”。现在，我这边还需要安辑防备；会面之事，目前还不好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空，“盟津之会，未暇卜期 ”。

显然，李密叛隋的旗帜举得很高，李渊则含糊其辞，一方面说自己绝对不敢叛隋，另一方面又祝福李密好运，“唯弟早膺图箓，以宁兆民 ”。李密没有看出李渊的阴柔圆滑，却以为 “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