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星

自启蒙运动以来，世界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的争辩便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绝大多数 “启蒙哲人 ”都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主义者。正如孟德斯鸠所说 :“如果我知道什么对我的国家有益却对欧洲有害，或对欧洲有益却对人类有害，我将把它看成是一种犯罪。”针对这一思想倾向，卢梭辛辣地讽刺道 :“这样的哲学家之所以爱鞑靼人，为的是免得去爱他们的邻居。”在之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这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并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而近年来世局的动荡更是提醒我们，这一争论远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而得到解决，反而比几个世纪前显得更加尖锐。

著名政治思想史家毛里齐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在《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For Love of Coun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个人以为书名译作 “为爱国辩 ”为佳）这本不到两百页的小册子中，全面而简洁地勾画了爱国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流变，并试图在此基础上为爱国主义做出辩护。在维罗里看来，首先必须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即国家主义，二者系同一概念的两种译名）：爱国主义的观念发源于罗马共和国，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中得到广泛认可，其后虽几经起伏，但始终保持着对共和主义自由观的坚定承诺。与之相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兴起于十八世纪晚期，是当时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思想家出于对启蒙运动宣扬的世界主义的不满而提出的一套观念，其核心在于建立在同一种语言和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认同。“共和爱国主义的对立面是暴政、专制、压迫以及腐败，而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则是文化污染、异质性、种族混杂以及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分裂。”（引用译著时，笔者参照原文对引述的中译文做了少量修改，不一一说明）经历了纳粹的恐怖之后，西方思想界普遍对国家主义感到不寒而栗。另一方面，世界主义的理想在许多人看来又显得过于单薄并且不切实际，很难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行动中真正发挥引领作用。维罗里认为，共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居间的选项，可以同时吸纳这两种思潮当中的合理因素，又能避开它们各自面临的严峻问题：“在理性的道德个体、公正的观察者与理想的言说者（按：这三个短语分别指向的应该是康德、亚当?斯密和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道德主体）的理想世界，与排他性的、狭隘的激情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可能的共和国的政治空间。爱国主义话语的任务是使这一空间保持开放。”

然而，正如维罗里在他的小册子中展示出的那样，共和爱国主义的观念在历史上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挑战，而维罗里似乎并不总能成功回应这些挑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维罗里对共和爱国主义的理解出发。维罗里指出，对爱国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价值是共和国以及共和国所允许的自由生活方式 ”；他们 “将公民或政治的美德界定为对国家的热爱，但却不是对特殊民族的文化、种族与宗教统一的忠诚，而是对共同自由及维持这一自由的制度的热爱 ”。维罗里强调，这种爱国主义作为一种 “特殊立场的爱 ”，并不是 “对一个基于自由与正义的普世价值的、非人格的共和国的忠诚”，而是 “对特定民众的共同自由 ”的热爱，这一自由 “由具有对这些民众有着特殊意义的特殊历史背景的制度所维持着 ”。正是因为其特殊立场，爱国主义才能够在民众当中激发起世界主义所无法激发出的 “忠诚、热爱以及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