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尤小立

过去，我们喜欢以 “传统 ”与“现代 ”的二分法来观照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家庭（族）及其变革过程，这样做，看到的多是宏大的、变的一面，细微的、不变的一面容易被屏蔽，那些介于变与不变之间的，或可称为 “人类之习惯 ”“人类之情感 ”的共通成分，则难以

入史，多数被忽略。

二○一九年初，我曾应约为某学术刊物写过一篇有关顾颉刚与 “五四 ”思想关联的论文，其中涉及 “家庭改造 ”的内容，我的结论是： “五四 ”时期，顾颉刚走出了传统，走向了现代，成为一个现代青年。

但最近重读顾颉刚日记和书信，我发现这个结论未免失之于简单。

一 

“走向现代 ”，指的是顾颉刚走出了 “旧家庭 ”。一九二○年九月，在傅斯年、罗家伦等同学的鼓动和老师胡适的资助下，顾颉刚终于决定离开苏州的原生家庭，回北京大学担任助教兼图书馆编目员，且承担了《新潮》杂志后期的编辑工作。两年前，在《新潮》上，他曾经以亲身经历，公开控诉 “旧家庭 ”是残害人性的 “恶地狱 ”，以至于鼓吹家庭乃 “万恶之原 ”的同学兼挚友傅斯年也感觉震惊。重归北大后，他又续写了《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的后两部分，且亲手编辑，刊登在《新潮》上。

虽然后两部分并没有第一部分的冲击力大，但仅依照此文亦可判定，在“五四 ”学生中，他有关 “家庭改造 ”的见解也是相当 “先进 ”和“现代 ”的，作为 “现代青年 ”的形象应该是坐实的。但“五四 ”后，顾颉刚在与原生家庭（族），特别是与父亲的关系上，却显得不甚 “现代”。

一般而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走出原生家庭（族），远赴他乡，就意味着原有关系和相处模式亦将发生变化。顾颉刚也不例外。当他走出原生家庭后，对其家乡的认同感就在变化。一九二四年春节，他第二次在北京过年，与友人到天桥一带观摩民间艺术，就生发了 “为真正的北京人 ”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与日记所出现的对家乡苏州社会的观察和批评颇相对应。

可是，走出了原生家庭（族），并不意味着不再与原生家庭（族）联系。从一九一六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至一九三九年其父去世，除了少数例外，顾颉刚基本每月都保持给父亲顾柏年写两封信。加之多次回苏州或赴杭州探望父亲，在苏、杭参与各种家庭（族）的仪式活动，他与原生家庭（特别是其父亲）的联系可谓密切。

一九二○年九月前，顾颉刚回应罗家伦、傅斯年等同学 “走出家庭 ”的劝导，用了两个词，一个是 “报恩 ”，一个是 “爱情 ”。当时， 

“报恩 ”的具体对象是其祖母，后来他说的 “不得祖母，男必丧生 ”或可解释何以要 “报恩 ”。至于 “爱情 ”，即今之 “亲情 ”，与“报恩 ”一样，都体现在 “情”字上。他不愿意与原生家庭一刀两断，就是因为有 “亲情 ”存在，不同意 “家庭改造 ”的决绝做法，也是基于 “亲情 ”的考虑。不过，在众声喧哗时，他所说的 “在现在的社会里，要去解散家庭，实在是件做不到的事 ”不像是登高一呼，倒像是自言自语。或许在他看来，既然化人不得，就只有反求诸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