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一峰

一九三○年二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成立。学成归国不到两年的梁思成，作为法式组的组长，成为学社的灵魂人物之一。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现代城市建筑和规划的研究和实践方面，梁思成的思想无疑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他的贡献蕴藏着超越时代和历史局限的价值。然而，如若我们不再满足于对梁思成的空洞缅怀和颂扬，抑或沉醉于他与林徽因之间的爱情传奇，而是想要走进其更为深邃和复杂的思想世界，便不能不将他置于其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中加以分析和理解。朱涛所著《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正是近年来梁思成研究领域颇具代表性和突破性的论著之一。

作为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梁思成早年与林徽因一道留学宾大、游访欧洲，接受了 “欧风美雨 ”的栉沐；父亲梁启超的亲身教导和他童年时期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复使其对于国学和日本之所谓东洋学的脉络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联系的加强，梁思成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式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由此而论，梁思成的思想既涉及了中国、欧美、日本，以至苏联和东欧等多元复杂的学术脉络；其学术研究和实践的对象，又跨越中国古代和现代这两个截然不同、而又内在相系的不同时段，充满着互动和张力。朱涛一书的重要贡献，便是将梁思成的思想、作品纳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动态地展开分析，他的思想世界也变得更为丰富而立体，彰显出内在的矛盾与彷徨、孔隙和断裂。

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是抗战军兴的危急存亡之秋，也是梁思成一生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在十数年的时间里，他在文献分析和实物调查方面齐头并进，对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古代建筑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考索，撰成《〈营造法式〉注释》和《清式营造则例》二书，破解了中国古代建筑的 “文法 ”；其与刘敦桢、莫宗江、林徽因等人对于华北、西南古建筑遗存的大规模调查和测绘，不仅积累了大量丰富而准确的古建实测数据，也为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照。在一九四四年撰成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建筑史》一书的初稿中，梁思成明确地声称这一成果集合了营造学社 “十余年来对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 ”。这一进路，显然与王国维在二十年代开始倡导的 “二重证据法 ”思路一致；也与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的学术理念同声相应，体现出明确的现代性诉求。

无论是胡适的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还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都是以对传统中国史学、文学之既有模式的质疑、批判和颠覆为出发点的，其对于中国古史的认识和学术现代性的诉求，更多以一种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甚至有破无立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研究为基调。然与五四时期已经活跃于学界和思想界的胡、顾等人有所不同的是：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梁思成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并无一个既存的 “偶像 ”或者深厚的 “传统 ”需要打破和颠覆；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所谓 “不看二十四史 ”，即对于传统史料和史观的祛魅与批判，而是发现和揭示原本就为主流学界所忽视和遗忘的《营造法式》《工部则例》等边缘性史料和口传心授的所谓工匠传统。换言之，梁思成的研究虽然受到了王、胡、顾、傅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史学思潮和方法论的影响，非常注重田野考察和实物资料的获取，却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使命和任务——并非想要通过这些材料来挑战和解构既有的体系，而是希望通过此种现代性的研究方式，建构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系统。

朱涛在《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中，概括性地给出了梁、林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三段论：“一、中国建筑中典型的木框架结构，在原理上是与西方哥特式建筑相通的；二、既然西方哥特式建筑，经过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建筑史家的诠释和建筑师的探索，利用铸铁、钢和钢筋混凝土等新材料，实现了向现代框架结构的转化，催生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三、那么，中国木结构是不是也同样有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力？”（27页）由此可见，梁、林“整理国故 ”的根本目的不是回望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其建筑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为他们的史观和目的所主导 ”（28页），试图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传统和现代建筑理念之间架起一道逻辑自洽、融贯一气的桥梁，发现其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