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对立是父权资本主义屡试不爽的策略。而哪一个女性群体可以在父权资本主义社会获得更大的话语优势呢？“贤妻良母 ”太传统，“妇女能顶半边天 ”的社会主义女权太老土，相较之下更富经济资本（消费力）和数据资本（流量）的年轻、漂亮、肯花钱、会打扮、性解放的女性更能抢占 “女权主义 ”的高地。她们是新自由主义的主体。为人母者想获得这种 “女权主义 ”的接纳，只能是通过时尚消费和身材管理，以掩盖生过孩子的身体呈现，乞求一个 “辣妈 ”的头衔。

简单否认女性的自主生育意愿是非常草率的。借用雷蒙德·威廉斯的话，这种完全被母性神话洗脑的母亲并不存在，“她们是被二流的社会分析编造出来的 ”（“they are the bad fiction of our second-rate social analysis”,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这一类视生育为地狱、视生育意愿为被操纵的观点，进一步割裂了女性。嘲笑为生育付出大代价的 “失败 ”母亲，主张 “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靠自己 ”的道德进步主义，跟那种歧视 “大龄剩女 ”、谴责不育女性的道德保守主义，至此殊途同归，造成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敌意和倾轧。

讨论女性甘冒生命风险选择生育是否出于自主意愿就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们以为自己所拥有的个人意志和选择自由其实是已经被意识形态规范化了的意志和自由。”（《女性是否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母职？》）

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她们反对母职，等于把对家庭、婚姻和生儿育女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宗教右翼。而今天，国内的 “极端女权主义者 ”仇视已婚已育女性的态度，其实是全盘接收了父权社会对母职的论述，等于把对家庭、婚姻和生儿育女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 “女德班 ”。　　

就个体层面而言，不婚不育当然是一种正当的可选项，但不能反过来认为它是一种更进步、更优的选择。不能把为生育付出大代价的母亲想象成提线木偶，或者让有健康风险的女性失去做母亲的权利。社会应当提供情感、物质、知识和技术支援，以令生育更加安全和少痛。

制造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对立是父权资本主义屡试不爽的策略。

我们从小接受教育形成的职业理想，并不包括母亲一职。

国内的 “极端女权主义者 ”仇视已婚已育女性的态度，其实是全盘接收了父权社会对母职的论述，等于把对家庭、婚姻和生儿育女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 “女德班 ”

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她们反对母职，等于把对家庭、婚姻和生儿育女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宗教右翼。

波伏娃视母性为将女人变成奴隶的手段，正是今日中国 “不婚不育保平安 ”主义者的精神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