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思达

在二○二○年末重读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流动的现代性》是一种既怀旧又虐心的体验。这个充斥着口罩、消毒液、视频会议、社交距离的年份里，空中飞人回归了陆地，政客住进了医院，养老院变成了太平间，护士和快递小哥支撑着社会勉强运转。而出版于世纪之交的这本《流动的现代性》，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对二十世纪末的社会生活由硬变软、由重变轻、由固态变流动的批评与感慨。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一个细节场景——他坐在一个机场的吧台，观察着旁边的两个一直在用手机打电话的年轻人，那两个人似乎是在进行一场比赛，连续一个半小时不停地讲话，直到机场的广播宣布开始登机为止。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 “大哥大 ”已经变成了智能手机，机场的吧台却因为疫情而关闭了，年轻人早就习惯了对着屏幕工作，而鲍曼在那个场景里所感叹的 “物理上我们很近，精神上却无限遥远 ”的流动生活，却变成了一种物理上保持社交距离，精神上却不知远近的隔离生活。曾经流动的现代性，在这个病毒肆虐、政治两极分化、排外情绪高涨的二 ○二○年，忽然流不动了。

或许，这个特殊的年份只是鲍曼笔下轻飘飘的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当病毒消失、经济复苏、酒吧重新开门、体育场里又坐满了球迷时，我们的生活也将再次流动起来。毕竟如作者所言，从前那个沉重、庞大、静止和根深蒂固的资本早已变得轻灵，脱离了 “福特主义 ”的工厂和劳动力的束缚，在金融、科技和房地产市场里随意游移。而主导资本主义的人也从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私家车和购物中心为全世界的中产阶级提供了安全的生活空间，整个世界都似乎变成了 “一个消费商品泛滥的大型零售商店 ”。

鲍曼把这个属于陌生人的 “大型零售商店 ”分为四种空间：禁绝之地（emic places）、吞噬之地 (phagic places)、乌有之地（non-places）、虚无空间（empty spaces）。禁绝之地和吞噬之地是两个源自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概念，前者是一个 “纯净化了的空间 ”，把肮脏和风险都排除在外面；后者则恰恰相反，要把异己的外来者容纳、吸收、吞没掉。无论禁绝还是吞噬，都是现代都市生活 “应对遇见陌生人的可能性 ”—闲人免进的高档写字楼和住宅小区，或者把所有人都异化成消费者的购物中心，都为处理 “当陌生人遇见陌生人 ”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而乌有之地是机场、地铁、旅馆房间这类 “毫无身份、关系和历史的象征性体现物和表达物的空间 ”，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行为举止却又无法真像在家里一样。至于虚无空间，是作者笔下最凄凉的一种空间，它并没有围墙，却可以被人视而不见，比如城市里的贫民窟，或者无人问津的城乡接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