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商 伟 

提起杜甫的诗歌，我们自然会想到他的经历、人生体验和至死不泯的入世情怀。这固然不错，但杜甫的意义又不仅限于此。他还在天地造化的意义上来理解诗歌写作，开启了诗人造物的宏大想象。这是我们较少谈论的另类杜甫，但有了这一面，才构成了完整的杜甫，成全了他的伟大。

伟大的诗人不仅需要有细腻的感受力和博大的同情心，还要有勇气、魄力和胆识，要有思想的淬炼与智性的磨砺，尤其是在一个大破大立的时代。中唐时期的诗歌和诗论都出现了划时代的突破，其深度和广度为魏晋以下所罕见。但理解中唐的转变，根源却在杜甫，尤其是他晚年的诗作。而我们都知道，杜甫直至中唐才被重新发现，并开始产生影响。在中唐诗歌和诗论的历史转变中，有一个观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那正是诗人造物说。由此发展出诗人与造物争功的主题，导致了对诗人和诗歌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

一

杜甫在《秋日夔州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写道：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

关于 “陶冶 ”一词，有的注家解作 “陶冶性灵 ”，语出《颜氏家训》，并引杜诗为例：“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但此处未提及“性灵 ”，当从仇兆鳌注：登临所见物色，有赖于诗篇的陶冶而斐然成章。又引王洙曰：“陶如陶者之埏埴，冶如工冶之熔铸。”简言之， “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铸金 ”。陶冶的过程离不开机械和模具，即陶钧或陶甄（制陶使用的转轮）和熔炉，由此将黏土和矿石等原料调和熔化，塑造成不同形状和用途的制作。“陶冶 ”用作动词，合“陶钧 ”与“冶铸 ”而为一。杜甫在此把诗篇比作了形塑和冶炼的技艺：物色虽多，仍有待于诗篇的陶钧和熔铸，如同黏土和矿石那样，被制成陶瓦和金属器物。诗篇因此是制匠之作，其形塑、营造之力，堪与匠艺媲美。

在秦汉典籍中，陶冶之功还往往被比作天地造化。洪炉大冶自不待言，《庄子·大宗师》曰：“以天地为大炉，造化为大冶。”陶钧也是如此，故有 “天钧 ”“大钧 ”之说。落实到人世，则与圣王贤臣制礼作乐，治理天下相提并论。这些比喻因此被赋予了宇宙创化和规治人世的双重意义。而杜甫也曾分别在这两个意义上使用过 “陶钧”和“造化炉 ”的说法。

说到陶钧，大禹尤其值得一提。杜甫《瞿唐怀古》的尾联追怀大禹曰：“疏凿功虽美，陶钧力大哉。”

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黄生语：此诗以 “西南万壑注，敌两崖开 ”开篇，极写大禹疏凿航道的奇观，但结束在对造化的礼赞上，“瞿唐天险，盖出于造化神力也 ”。“怀古 ”即追怀大禹之意，结尾却归功于造化，似与题意不合。明人王嗣奭的《杜臆》指出：“怀古亦怀禹也。人但知 ‘疏凿 ’之功，而不知其 ‘陶钧 ’之力。”所言甚是。杜甫的《柴门》曰：“禹功翊造化，疏凿就欹斜。”

在杜甫看来，大禹劈山泄洪即辅翊造化之举，与造化彼此难分。

《瞿唐怀古》的尾联则说：大禹疏凿治水固然功不可没，但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他为山川赋形的陶钧之力。《尚书》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大禹的功绩在于平定水土，掌管和命名山川，由此奠定了地理疆域的文明版图。杜甫提醒我们，大禹正是 “陶钧 ”之力的

化身，无须向别处去见证 “陶钧力大哉 ”。

从“陶钧力大哉 ”到“陶冶赖诗篇 ”，杜甫将诗艺提升到了天钧造化的层次上来加以呈现，而诗人就正是诗歌世界的造物主或陶钧手。将作诗与造化陶钧相提并论的做法，在中唐的韩愈、孟郊手里发扬光大，也普遍见于元稹和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为诗辩护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但至此可谓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