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昕

“欠债还钱 ”—如果说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有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那么这一定是其中之一，为了加强这种道德的迫切，人们往往还会狠狠地加一个后缀——“天经地义 ”。或许也只有刚刚骤然离世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有勇气挑战这一 “常识 ”，并为此撰写了大部头论著——《债：第一个 5000年》。这部著作及格雷伯的提议——消除债务——如此 “离经叛道 ”，甫一出版便引发了广泛讨论。但这并非格雷伯带给学界和大众的第一次冲击，而是他一生志业中学术与政治关系最紧密的一部分：批判霍布斯式的美国中产阶级常识，并以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的方式探寻经济和政治的别样道德及人性基础。恰因如此，《债》或许为我们理解当下状况和探寻未来出路提供了可能。

文如其人，格雷伯的行事也常常出人意料。他十二岁时因为破译玛雅文字获得哈佛奖学金，却没有按照计划进入哈佛学习考古，而是考到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并被导师萨林斯赞为 “教不了 ”（unteachable）的学生。在耶鲁大学工作期间，在别人忙于申请各种项目时，他把全部时间投入写作，然后将著作上传网络供免费下载。连他的去世都显得如此不同寻常——前一天还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第二天便拂袖而去，好像再一次告诉世人：不，你们又想错了。

债务语言的确很早就被用于思考和表述社会及政治关系，但前现代社会中人们关于 “债务 ”的立场往往是模糊甚至矛盾的。一方面几乎所有宗教传统都在表达人的存在状态就是负债——对父母、神灵、宇宙的债务。“不欠债 ”并非对道德典范的褒奖，债务的消除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或遁世，因为它是人之先验存在的条件，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偿还；另一方面，从古代帝国统治者、西班牙殖民者到意大利黑帮，总倾向于调用债务的语言，使偿债成为等级秩序、暴力和压迫合法化的依据。面对债务的模糊和多义，当今世界似乎选择性地仅将偿债作为道德戒律，甚至使其成为国际关系中暴力合法化的依据。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第三世界贷款国施加的压力，导致后者面临诸多困境甚至灾难，受害人成为过错方，灾难成为 “无可避免 ”的惩罚。现代世界显然已经被卷入一部巨大的债务机器而难以为继，因此，探究债务的本义、人类如何从义务走向债务，似乎就不仅是一场智识的玩乐，而成为当下世界自救的必须。

一、交易逻辑的两面幻象 

“债务 ”观念中最为现代社会熟悉的是 “交易 ”观念，即认为个体和社会甚至宇宙的联系，都可以被视作一笔交易。在亚当·斯密和洛克看来，人类 “以物易物 ”的本性催生了社会，交换的扩大继而催生了货币，而政府的建立源于保护财产、铸造货币、调节市场的需求，后三者在政治机构出现前就已存在，因此 “经济学 ”作为一个单独的自然领域，应该按照独立的规则运转。这一观点倾向于认为，国家与市场的对立，是权力对人类天性的压抑。

然而国家与市场和货币的关系远非如此：人类学研究已经证明，在无国家的社会中，社会生活围绕着被经济学家们称为 “原始货币 ”的宝物——易洛魁的贝壳念珠、北非的牛、所罗门岛的羽毛等——运转。这些 “原始货币 ”的用途并非在于购买或支付报酬，而在于重新安排人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婚姻和因谋杀或人身伤害引起的争端。在这里，货币交换如同婚姻制度一样，是社会组织原则的体现。例如，聘礼和嫁妆的支付，并不意味着从此丈夫可以买卖自己的妻子，而是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安排了一对男女的社会关系。“原始货币 ”作为 “生命的替代品 ”而非 “等价交换物 ”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何它们总是首先从人们的装饰物中诞生。

对于古代农业帝国，物品的广泛流通也不意味着铸币（coin）会作为抽象的、匿名的一般等价物结晶而出，而是通常会首先发展出一个复杂的信用记账体系，记账工具往往是人们公认的宝物，如安置在神庙或者宫殿中的神像。苏美尔国家的神庙和宫殿中存放着的贵金属并不会被量化或铸造，恰恰因为它们并不用于流通，而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锚定物。在商人和小贩之间，记账物大多是刻有未偿债务的泥板，用黏土封装起来后盖上借款人的标志。这样以信用网络为基础的 “虚拟信用货币 ”（virtual credit money）才是货币的原初起源，而通常货币史研究中作为匿名和抽象价值代表的铸币，只是在社会关系断裂——战争和暴力横行——的年代盛行的流通方式。

对“虚拟信用货币 ”所代表的信用体系而言，国家并非创造者，而是挪用或管理者，其意图并非如亚当·斯密所言在于窃取人民的财富——在格雷伯看来，这样做还不如直接开采金矿有效，而是在于通过货币铸造和流通，利用这一信用体系统御人民和控制军队。市场，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从考底利耶的《政事论》到萨珊王朝的《君权循环》，再到中国的《盐铁论》，无不在思考矿产、士兵、赋税和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充分重视货币与铸币的区分以及市场和国家的紧密联系，那么不难发现，尽管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于政府和市场的对立，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市场是国家的产物。 

“以物易物 ”的逻辑将债务视为与某一实体（宇宙、他人、国家）之间的一笔必须偿还的交易，由此构筑了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最大陷阱：在相互对立的市场和国家中，一面是市场的逻辑，彼此隔绝的个体尽量互不亏欠；一面是国家的逻辑，每个人对国家都有还不清的债务。人们进而被告知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择一而从。然而，如果说交易的前提是双方的平等，将人类社会本质视作交易和计算的必然结果是，人类在面对宇宙、圣人、父辈、世间万物时，并非也不可能平等；在面对他人压迫时，则早晚奋起反抗。实际上几乎所有起义成功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债务，重新分配土地。交易逻辑下偿还债务的要求，从一开始就含有自我取消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