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 轶

在当代中国如何做政治哲学？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政治哲学是对于现实世界政治事务的抽象思考，无法混同于那些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另一方面，政治哲学要关注现实就会带有很强的价值取向，预设大量西方式的研究范式，会在不经意间引导研究者关注某些问题并遮蔽掉另一些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国东的《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简称《公共法哲学》）一书为我们做出了良好的示范。虽然该书在标题上以 “公共法哲学”自居，但从总体上看，作者的思想抱负远非法哲学所能承载，而是在深层次上蕴含了一种 “转型政治哲学 ”的关怀，并试图以此为凭借来深入探讨转型中国的诸多法政议题。

一

为了克服政治哲学研究中常见的 “主体缺失 ”现象，作者采取了一种价值理想与实践约束条件（结构化情境）交互比勘的方式，试图在 “反思性情境主义 ”的进路下实现对邓正来意义上的 “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的“介入性学理分析 ”和“实体性理论建构 ”。这种做法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价值理想与结构化情境的 “反思性平衡 ”，实现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的深度结合。循此思路，作者需要在如下两方面同时用力：

首先是在价值理想的选取方面，作者提出了一种 “（中国式）永续国家 ”理论，试图为转型中国相关的价值元素构建出一个相匹配的政体背景。所谓 “永续国家 ”，就是一个不存在政体危机（政权统治危机）、只存在政府危机（政府治理危机）的国家，其核心构成要素有四，即法治、国家能力、民主制度和社会正义。相应地，所谓的 “中国式永续国家 ”，就是一种基于转型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使有助于实现国家能力和社会正义的民主制度法律化的政体模式。一方面，作者认识到诸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正义等现代性价值 “之组合所形成的价值结构以及实现这一价值结构的秩序模式 ”是任何一个旨在实现现代转型的国家都无法回避的价值坐标；另一方面，作者也清醒地认识到 “政治价值 ”与“政治价值观 ”之间的重大差别，并将注意力聚焦后者，亦即在转型中国的实践约束条件之下，这些价值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和相应的制度实践模式到底应该是什么。

其次是在实践约束条件的选取方面，作者也精心设定了某些 “元结构化情境 ”，即那些经由历史积淀、社会演化和政治博弈所形成的、能够对今人的行动策略和行为选择构成整全性影响的相对固化的情境。对此，作者给出了两类划分：一是 “历时性的元结构化情境 ”，这主要包括了 “文明型国家 ”的文化 /历史遗产、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党—国家的政治架构，这又意味着在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会受到中华文明遗留下来的诸多历史遗产（比如差序格局）的不确定影响，同时又面临着较大的政治整合压力（必须保证 “政治统一 ”），更需要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为支撑方能实现现代转型。二是 “共时性的元结构化情境 ”，这主要是指“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与整体性 ”。实际上，多数研究 “后发—外源型现代化 ”转型国家的论著，都会强调在这些国家中多种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存在与相互关联，以及由此引发的巨大转型负担。在这方面，《公共法哲学》显然也借鉴了上述思路。

进而，当上述中国式永续国家的价值理想 “遭遇 ”到这些历时性、共时性的 “元结构化情境 ”时，“反思性情境主义 ”的政治哲学分析也就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