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旭东 

在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笔者对于《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艺术作品，从歌剧、电影到现代京剧、芭蕾舞剧的文体演化历程进行了详尽的考据；然而，由于文学史为了丛书体例而删减了三分之二的字数，就将《白毛女》的文体演化历程发表在《文艺研究》上了。不过，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白毛女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白毛仙姑故事究竟是真人真事，抑或仅仅是一个传说？事实上，尽管著名作家周而复、知名导演王滨等很多人都言之凿凿地说白毛仙姑的故事是实有其事，然而，如果严格地从学术求实的角度看，当年在晋察冀边区流传的白毛仙姑故事，并没有现实中的人物原型，而仅仅是一个动人的民间传说。

从现存的各种资料看，大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起，在晋察冀尤其是在河北的阜平县、平山县与唐县等地的民间，就在传说着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故事。罗立斌是较早关注这个故事的人，作为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宣传干部，据考他在一九四一年就听到了白毛仙姑的传说，说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孩为抵债而进入地主家，被地主强奸怀孕；由于地主的妻子生了女儿后再无生育，就告诉该女孩若是生男就可娶其为妾，但女孩却由于生女而被赶出家门。该女无依无靠躲进深山，日久而白发，因经常下山到娘娘庙取供品而被人当成 “白毛仙姑 ”，并由此使得娘娘庙香火更盛。据说当时罗立斌还根据这个传说创作了《白毛女神》的歌剧，曲调套用的是当时的抗战歌曲，如《二月里来》《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然而《白毛女神》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罗立斌在二○○九年逝世前对此也没有多少说辞，仅仅是与罗立斌同时代人的一种追忆。尤其是《白毛女神》的文体，凭着几首流行歌曲就能凑成一部歌剧，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而没有可信度。而且《白毛女神》对后来的歌剧《白毛女》没有发生丝毫影响。可以说，如果不是歌剧《白毛女》的巨大影响，仅仅是民间形态的口口相传，或者是罗立斌式的难以流传下来的作品，那么，关于白毛女的传说可能会随着历史的巨变而消失。对歌剧《白毛女》的问世真正发生重大作用的，是邵子楠从晋察冀边区带到延安的白毛女故事与林漫（李满天）托人捎给周扬的短篇小说《白毛女人》。因此，将歌剧形式的文体与白毛女故事联系在一起，可能还是歌剧《白毛女》产生后发生的巨大影响使然。在《白毛女》产生之前，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从未出现歌剧这一文体，从甲午战争之后的戏剧改良到 “五四 ”戏剧革命，以新剧面目与传统戏曲对抗的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话剧。那么，为什么到《白毛女》才出现歌剧的文体形式呢？这就不能不涉及个人的作用，而起到决定作用的人就是周扬。也许周扬在考察西方艺术的时候特别留意歌剧，或者在留学日本的时候直接间接地接触过歌剧这一文体，否则我们很难解释，最初在晋察冀边区接触到白毛女传说的邵子楠与林漫，一个用诗歌一个用小说对这个传说加以表现，都没有想到用歌剧的形式来表现，而独独周扬在听到这个白毛仙姑的传说时会选择以歌剧的形式加以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林漫的短篇小说《白毛女人》虽然是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后写成，但却是在一九四四年才委托交通员捎给在延安的周扬；而邵子楠参加的西南战地服务团也是在一九四四年从晋察冀边区返回延安，邵子楠不但听到白毛仙姑的传说，而且还在写这一题材的叙事诗，周扬又从邵子楠这里听到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两个不同渠道的同一传说，使周扬敏感到故事的浪漫及其蕴含的深意，遂拍板以歌剧的形式向即将召开的中共 “七大”献礼。

从民间的白毛仙姑升华为艺术中的不朽典型，周扬所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在当时的延安，也许只有周扬敢拍板用歌剧来表现，因为他担任院长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既有文学人才，又有音乐人才。由于在这之前的中国没有歌剧，没有任何依傍，而当时 “鲁艺 ”的音乐人才对西方的歌剧又不是特别熟悉，因而以 “新歌剧 ”标榜的《白毛女》与西方的歌剧差异甚大。西方戏剧从希腊开始就片面分化，悲剧与喜剧截然分明，在后来的文体分化中，话剧是从头至尾光说话，歌剧是从头至尾光唱歌（除了咏叹调，说话的部分基本上被宣叙调所取代），舞剧是从头至尾光跳舞；而在中国的昆剧中，基本上融合了歌唱、道白、舞蹈等各种因素，不使任何一个因素片面分化。在这方面，《白毛女》显然是遵循了民族艺术的综合传统，将西方的歌剧与话剧融合在一起，而没有光唱歌不说话。在作品署名方面西方的歌剧更重视作曲者，提到《魔笛》想到的是莫扎特的歌剧，提到《阿依达》想到的是威尔第的歌剧，而很少想到谁为这两部歌剧作词。然而《白毛女》的署名却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等作曲 ”（作曲署名各种版本不同，有的版本只署名马可等，有的版本将七位作曲者全部署上），更强调歌词作者的作用，为此还有人为邵子楠鸣不平，认为署名上不能漏掉邵子楠。邵子楠的贡献当然不能抹煞，然而在署名上漏掉他是怨不得别人的。周扬最早是倚重将白毛仙姑传说从晋察冀边区带到延安的邵子楠的，让他执笔歌剧的文学剧本。不过，邵子楠写出的朗诵诗一样的剧本配以秦腔的唱腔，使周扬看了很不满意，要求推倒重来。周扬反对歌剧与传统的戏曲合流，实际上他给歌剧出的音乐难题，远远超过文学剧本，然而作曲者接受了周扬的意见，剧本作者邵子楠却不同意动大手术，并张贴小字报宣布退出创作组。眼看“七大 ”召开在即，周扬这才起用了贺敬之，以至于贺敬之由于拼命赶写而病倒，第六幕最后一场只能让丁毅来写。可以说，从听到白毛仙姑的传说决定以歌剧的形式加以表现，“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之主题的确定，推翻邵子楠写出的初稿，否定传统戏曲的音乐表现形式，到创作组的其他人事安排以及对歌剧的演出提出修改意见，周扬对歌剧《白毛女》的诞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除了作词作曲者以及演员，王滨与张水华稍后因导演同名电影而扬名，而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的张庚、王大化、舒强等人则真正成了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