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家庭一个孩子，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常态

在国际学术界，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达到2.1被定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说某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生育子女数量达到2.1，才能够维持人口总量不增不减；一旦TFR跌破1.5，通常被认为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再想重新回升至1.5以上就会变得非常困难。1.5被公认为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

然而，自2016年中国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以来，在前两年因为政策累积效应生育率短暂回升后，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幅度明显。2018年和2019年，我国的TFR分别为1.495和1.47，均低于1.5的临界值。

生育率持续下降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国家TFR一再下降，甚至接连跌破世代更替水平。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等国都降至1.5以下，韩国更成为全球第一个TFR跌破1的国家。TFR长期维持在1.5以下，将会对社会经济、劳动力供给、养老医疗体系、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等领域造成巨大挑战，而且总人口规模也将不可避免地萎缩，甚至最终归于消亡。

“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简称SDT）常被用于解释全球的家庭变迁与低生育率现象，是当今人口学界最重要的理论模型之一。该理论由比利时学者罗恩·列思泰赫（Ron Lesthaeghe）与荷兰学者德克·冯德卡（Dick van de Kaa）于1987年提出。在2000年针对全球人口学者的调查中，任教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罗恩·列思泰赫教授被认为是1950～2000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位人口学家之一，并获得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终身成就奖。这次他与本刊分享在社会结构变迁、文化力量冲击和个体化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和地区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后，婚姻、家庭和生育模式正在如何重新建构。

人口学家罗恩·列思泰赫

两次人口转变与背后的驱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第二次人口转变”（SDT）最初是针对欧洲特别是西欧人口变化的研究，但如今却发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可否首先介绍一下“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以及它与“第一次人口转变”（Fir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简称FDT）的不同？

罗恩·列思泰赫：从形式上来看，两次人口转变都表现出生育率显著和持续的下降，但实际上两次人口转变过程中表现出的许多特征是相反的，至少在西欧是如此。FDT指的是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变化的过程。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经历了工业化的国家都在经历或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

SDT始于西欧，与FDT有很大不同。首先是生育率，FDT中实际上拥有两个孩子的高生育率，这主要是通过降低中老年人口来实现的，3到6个孩子的生育区间被避开。而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情况恰恰相反，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间越来越晚，也就是生育推迟。现在，我们正在系统性地处理一些替代生育率的问题。在SDT中没有一个例子，其生育率能够达到拥有两个孩子的水平。瑞典、法国，包括欧洲其他国家，生育率会越来越接近底线，即使美国也不会有两个孩子。

第二个大的区别是关于国籍和婚姻。在西欧的婚姻制度下，除非核心家庭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否则人们不会结婚。核心家庭的主要形式是丈夫、妻子和未婚子女，所以西欧没有大家庭。人们必须等到有足够的收入才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因为他们不能把几个家庭混在一起，这就导致人们通常很晚才结婚。FDT期间，人们开始在工厂工作，他们的收入可以使自己更早地步入婚姻，建立核心家庭。所以在欧洲，FDT的特点是平均结婚年龄下降。

但在SDT中，情况恰恰相反。年轻人越来越晚地步入婚姻。他们或者和父母住的时间更长，这在南欧很典型；或者更多地选择了同居，而不是结婚。最开始，就像现在的亚洲一样，基本是一种求爱的形式，最终导致一场迟来的婚姻。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居成为一种独立的结合形式。人们选择继续同居并且在同居期间生育孩子，但不结婚。传统婚姻逐渐进入向同居转变的阶段。中国和日本离这种独立的结合形式还有很远的距离，这里的人们一旦同居，就是婚姻的前奏。

但在西方，不同年纪的人都开始选择同居，而非结婚。SDT期间再婚的人减少了，离婚的老年人要么孤身一人，要么步入同居模式。他们正在建立一种新的结合模式，但不是婚姻。男人和女人保持独立的家庭，分开住，却彼此陪伴，晚上会在一起，以及共同度过周末和假期。在这种体系中，个体保留了自己的独立身份，或者说替孩子解决了一些疑虑，因为不会产生财产继承等问题。这在欧洲的SDT中很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