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怎么做到，把它的词汇明确化，把它的语境条件化或者明确化，或排除在外或考虑在内呢？

我们要是弄清楚了科学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这能不能帮助我们在日常说理，在社会政治上的说理，也达到更加科学的这样一个水准，使它更有力更有效，使我们更加容易达到共识。

这当然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广大的领域，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整个展开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很简单地说一下，词象的含义变得明确起来。

日常说理是众多语境因素的集结

我们可能会想，只要我们清楚地加以界定，清楚地加以定义，这样就可以使得我们所使用的词汇变得明确起来了，但其实这是一个远远超出定义或不定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用科学词汇来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描述语和我们日常用的描述语区分开来。

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远近冷热”这是我们平常最会用到的一类词汇。比如说我到这里来，主人问我你家离得远吗？我说不算远，但也不算近，这里我们的对话是很清楚的。但是这里头却并没有告诉我们远和近是有多远、有多近，而且这远近，当然跟我们每个人的估计是有关的，也和你是开车来、骑车来、走来都有关系。

讲冷热也是这样，我说今天天冷，也许跟我同行的朋友们说今天不冷，今天挺暖和的。

为什么远近冷热这些语词，在我刚才讲的意义上，它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这个原因是由于，我们是连着自己的感知，连着自己的情况在谈论天气、谈论路程的。

比如冷热，是我感到冷热，那么有人可能会从这个角度说，冷热这两个概念，这一组概念是完全主观的，但是我想说不是这样的。冷和热肯定不是完全主观的，冬天冷夏天热我们都知道，我只说它其中，的确如果用这样的语汇说的话，的确含有主观的因素，不是纯客观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完全主观，但它也不是纯客观的，这样说就比较清楚。

我们在科学研究中，逐渐就要把这种带有主观因素的词汇，慢慢把它剔除掉，然后把它们换成纯粹客观描述的语汇。

比如说我们用公里数来代替远近，比如说我们用温度来代替冷热，这样的话就不管谁来感觉，谁来言说，大家就找到了共同言说的尺度。

然后我就说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不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说理，那不就语义明确了吗？你就来想一想，为什么你到一个主人家去做客的时候，他不问你，你家离这里是几公里？他问你们家远不远？

因为这是一个最便捷的，把环境跟你所要说的客观的里数结合在一起来问（的方法）。

所以有人会说，我们用数字来说话，好像这个是最准确、信息量最大的，我举过这样的例子，参加了一场考试，然后回到家朋友就问我了，说：“你考得怎么样？”我说：“这回考糟了。”然后他说：“你考糟到底是考了多少分呢？”我说：“我考了65分。”你认为是“考糟了”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还是“65分”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这完全要看特定的情况。

也许65分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也许65分是个很糟的成绩，你告诉他65分，这些信息都没有说出来，而你告诉他考得很糟，你却把他要问的事情就给回答出来了。

这个“很糟”，显然集合了很多语境的因素，比如说你考的这门功课平均成绩是多少，你需要的成绩是多少？你自己的期待是多少，你自己的判断是怎样的？都集合在这样的一种言说中。

在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也包括我们平常说理的时候，我们不可能采用那种高度分析的方式来说，因为那种说往往反而不得要领。

比如说我们现在秋收也收完了，现在统计就出来了，我们今年中国的粮产量是多少吨，可以给你很好的数字，但是你听了之后，你不知道今年的产量到底是怎样。而你如果说，今年我们秋季的产量出乎意料，或我们今年的粮产量还是一个增长的态势，你就知道我们大致的农业情况。

有些概念无法剥离人类的感知去讨论

这是就两个极端而言，我一边讲科学，一边是在讲我们的日常言说、日常说理。而我们讲到科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还有一些科学，或者至少一些学科，他夹在这两者之间，比较突出的，就是社会科学。

我们经常会问，社会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它是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它不是科学，针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始终是有争论有讨论，也被研究着。当然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话题，跟我们这里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也不需要回答这么巨大的问题，我只是从刚才语义明确这一点，来谈一谈社会科学显然处在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

社会科学尽量不使用那种带有比如说情感色彩的，带有过分的时代色彩的这些语词，它会尽量使用那些比较中性的、似乎是可以良好定义的词汇。

但是，一方面，它不大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的那些词汇的明确性和稳定性；一方面，当它逐渐地使用这些中性语词的时候，也脱离了我们谈论社会和政治现象所用的那些语汇，乃至我们又觉得很陌生，就不太知道这些社会科学到底是在谈一些什么东西。

这里还有个更加深一层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子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是那些我们人类无论这样认识它，还是那样认识它，对它都没有改变的那些现象。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就比如说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是多少？这个问题无论是希腊人回答，还是阿拉伯人回答，古代人回答还是现代人回答，或者说人们想到这问题，没想到这问题，人们答得出这个问题或者答不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变的，它的距离永远就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但是有些问题就不是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幸福这个语词。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对所有的这些语词都希望给出一个中性的界定，然后把它指标化，我们就可以说幸福是如此如此的。但是，幸福就和距离不是同一类的概念，它一定跟那个谈论幸福的人有关系。就是说，提到幸福的时候，你就不能说，不管你是怎么看待幸福的，是幸福就是幸福，是不幸福就是不幸福。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因为幸福是什么这件事情，和我们人类怎么认识幸福是连在一起的。

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去研究一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是中国的宋朝人过得幸福，还是欧洲的基督教徒过得幸福，我们去研究。那么我们拿出11个指标，一衡量，我们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或那个结论。

但是真正的研究，显然要加上一个因素，宋朝人是怎么看待幸福生活的？基督教徒又是怎么看待幸福生活的？如果这些基督教徒认为不信仰上帝就不可能获得幸福，给了他一堆指标，你说不管你怎么认识幸福的，你的确就生活得很不幸，他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他幸福不幸福，是跟他对幸福的认识连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一开始讲到，说科学——我讲的是自然科学，它要达到词汇的明确性，细的不讲，我们最粗糙地讲，就要从词汇中清除掉跟我们的感知和认识有关的那些因素。但是偏偏有那么一些概念，等你把这个跟我们有关的感知和认知清除掉之后，这些概念不说变得没有意义，它至少变得高度的残缺不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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