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才讲的是科学和我们平常的说理，然后我们就讲到社会科学的一些说理论证，看到社会科学有点夹在我们平常说理和科学论证的中间。

我们今天当然特别需要社会科学，因为我们的世界现在变得那么广大，没有谁知道哪些是确定的事实，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些事实，关于这个，社会科学都能够帮助我们。但是在达成共识这个方面，社会科学的帮助相当有限，这与我之前讲到的这些条件有关。

事实上也是。你看我们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各门社会科学发展都很迅速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达成社会共识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哪怕是经济学这种相对来说科学化程度更高的领域，实际上关于经济的发展，也仍然不大能够提供很多共识。

那么，现在我们说到共识，渐渐地就露出了一些分歧。

两个角度来看共识

我们最早讲到共识的时候，是讲得比较笼统的，现在来看，这个共识大致至少可以分成两大类，或者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共识：一类的共识讲的是在事实方面的共识；另外一类是“我们应当怎样做”这个方面的共识。

我们会看到，科学有助于我们达到共识，实际上在自然科学中差不多到处都是共识，只有在很尖端的、很前沿的问题上会发生争论。而这些争论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变成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共识。我们从小就学习这些科学，虽然我们要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对我们学到的科学知识，我们大致都是能够接受的。但是这一类的共识，并不能够自动地把我们带向我们应当怎样做这一类的共识。

我们所说的说理，其实本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够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达到我们怎样做的共识。

但是我们发现前一部分，也就是关于事实的共识，是相对比较容易达到的，而要达到后一类的共识，就非常困难。别的不说，至少就讲到一点，即使你跟我都承认这一批同样的事实（也很难达到后一类的共识）。比如说美国人要选拜登还是选特朗普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是关于这些事实的争论。即使事实都摆在那里，各种不同的事实都应该有怎样的权重，单讲一个事实到底有多重要，这一点事实本身是不能够提供的。

这样自然就带来了问题，事实虽然摆在那里，但是一半人觉得，我们应该基于这些事实去选拜登，另外一半人觉得，我们应该基于这些事实去选特朗普。

至于说我们刚才讲到要达到共识，有好多不同的手段，比较温和的，通过宣传等等，比较恶劣的，通过胁迫等等。我们在上下文中讲到的共识，其实都讲的是达到“怎样做”的共识。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不是说这些因素都完全不起作用，但是它们的确不是内在于科学说理的因素。

因此，从比较长的时段来看，科学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事实方面的共识，但是它仍然不能够达到怎样做的共识。而在怎样做的共识这方面，我刚才所讲到的这些因素，比如说宣传，甚至威胁、利诱、胁迫这些因素，就会起到大得多的作用。

共识不止于达成结论

而且共识这个概念本身，也值得探讨一下，也就是说，到底哪些东西我们叫做共识，这个事情本身也值得考量。

这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谈判。谈判也被看作是通过说理达到共识的一个重要的人类活动。但是我们也知道，实际在进入谈判之后，在说理之外的很多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比如中国在1840年之后，和外国签订了很多条约，这些条约没有一样不是通过谈判达成的。比如说我们最后签署了《辛丑条约》，我们赔了4万万两白银等等。一大堆的条约条款，都是双方同意签字的，而且都是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经过各种讲理来达到的，但是显然条约不只是一个说理的成果，在谈判背后强权等等这些因素都起着作用，而且可能是起着更根本的作用。

所以当我们讲到共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在讲，我们对于怎样做取得了共识，但是即使我们关于怎样做取得的共识，就像我刚才用《辛丑条约》做例子来说明的，但是这个到底叫不叫共识，本身又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是在结论上达到共识，在怎么做的结论上达到共识，这如果叫做共识，也是一种非常边缘意义上的共识。

那么我们在讲到共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是说，这个共识基本上是基于说理达成的，也就是道理和结论之间有一个紧密的联系，而不是说这个道理跟结论之间只有一个微弱的联系，这个结论更多是由其他的因素造就的。

实际上共识这个词，在报纸上、在媒介上我们更常常听到看到，恰恰是在谈论谈判，比如我们说两方的谈判达成了共识。

这里面我想顺便说一句，只是来解释一下我对于共识的理解。就是这是一种政治话语，本来这些谈判背后，远远不只是一个共识的问题，而是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手段，政治手段背后又有暴力、强力等等这些。但是把它说成是双方达成了共识，或者多方达成了共识，这就是一个eulogy了，就是一个好听的话，所以共识这个词，本身有时候就要求我们做进一步的反思。

说理活动通常是借助于、或纠缠于其他因素达到效果的

现在我们转到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一开始讲到，我们希望只要是严肃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那么我们总能够达到共识，因为我们都是一些理性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我们已经讲到了，即使一批事实是双方公认的，他们要达到怎样去做的共识，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实际上最大的距离是在这儿，而不在于确定那些事实。

至于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觉得就更加可疑了。因为如果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可能一开始就不需要谈判，也不需要你去说服对方了。如果你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指的是更深一层的道理，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你我的道理讲不通，但是我们通过更深地挖掘这个道理，我们就能够在道理的最深处道通为一。

道通为一这个话，也会牵扯出好多复杂的考虑，我在这里只说一点，就是纯粹的道在深处融会贯通，即使你这么认为，那么它对解答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分歧，它的帮助也不大。因为就像我刚才已经提到几次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矛盾，这些冲突、这些分歧，道理在其中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有些它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冲突，有些它是利益冲突跟其他的冲突结合在一起的冲突。那么在政治社会领域中，你要改变他人的看法，仅仅靠讲道理，几乎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也并不是否认讲道理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种活动，而且我们也的确有时候通过讲道理获得共识，或者至少在其他的因素都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能通过讲道理获得共识。

我们刚才也讲，回忆我们自己说理的情况，经常会有那些沮丧的例子是吧？说了半天道理也没有说通，但是反过来，我们显然也能找到另外一些积极的例子，就是的确通过说理就说服了一个朋友，或者像我们夫妻之间，也可能丈夫说服了妻子或者妻子说服了丈夫，是通过说理来做到的。

那么我想说的，并不是要贬低说理的作用，而是不要把说理活动看做一个太单纯的活动，无论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政治社会领域中，说理都是很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它达到的效果通常是借助于其他的因素，或者纠缠着其他的因素，达到它的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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