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贤亮在他开发的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摄于2002年） )

从祖父、外祖父到父亲、母亲这一辈，张贤亮的家世即便现在来看，也称得上显贵。可惜这繁荣只从清末延续到民国。抗战伊始，家道中落也就开始了。曾经的显赫，定格在了祖父那一辈，收录在祖父张铭那些送不出去的诗词歌赋合集里。就像张贤亮自己在文章里所说：“他（祖父）把喜剧中的角色都扮演完了，剩下的悲剧角色，只能由他的后代去扮演了。”

张贤亮的故事，浓缩起来很简单，19岁被迫移民宁夏，1957年发表长诗《大风歌》，次年被打为“右派”，此后22年，生活囿于一桥之隔的两个农场之间，一边是劳改，另一边是“戴着帽子”劳动。总之都是要改造成社会新人。1978年平反后，张贤亮重新走上创作道路，以小说开创出新的人生，写下了《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一系列作品，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成为文坛中极具名气和争议性的人物，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会引发一轮争议。

如果不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昔日南京狮子桥的张家小少爷，“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子长孙、曾经裹在锦缎襁褓中，在红灯绿酒之间，被京沪一带工商界大亨和他们的太太啧啧称赞的人”，“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在《灵与肉》里，张贤亮已经借由“许灵均”开始自我剖析，“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退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从书本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折断了”。但张贤亮当时摆出的是与过去决裂的姿态：“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是糅合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他在这20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想到这里，他眼睛濡湿了，他是被自己感动了，他没有白白走过那么多艰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