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王贵祥。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梁思成与中国古建筑”的世界。

今天，由我来对整个课程介绍和总序。我将会从五个方面来进行梳理：

第一，为什么选择在2021-2022年这个时段来谈梁思成和古建筑的专题？

第二，课程主要覆盖了哪些内容？

第三，课程内容与梁思成先生过去的学术活动、个人经历有什么关联？

第四，梁思成在学术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些关注点是什么？或者说，当时的学术焦点、学术思路是什么？让我们回过头来了解梁先生，也了解那一代人。随后，我会聚焦梁思成在这一段时间的主要的学术成果。

最后，我会对梁先生在1950年以后对中国建筑教育、建筑保护、建筑历史方面的成果和影响力进行简单的梳理。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段谈梁思成和古建筑？

当然，这是一个大话题，什么时候都可以谈，但是也有一些巧合。首先，2021年是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在2021年，建筑界的很多刊物，如《建筑学报》《建筑史学刊》《建筑师》等，都发布了专刊来纪念梁先生。

此外，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还专门举办了“栋梁”展览，来纪念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历史方面的研究成就。

2022年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是古建筑学特别重要的一位人物、中国建筑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同时也是梁思成去世五十周年。这两个时间的重叠让我们再次回忆起这两位巨匠对中国建筑、中国建筑史和古建筑保护的贡献。

▲朱启钤（1872—1964）

图片来源：beijing.gov.cn

所以在这个时候，三联中读筹办这个系列课程，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系列课程的策划很用心，也很有特点。

课程共有十讲第一讲从天津蓟县独乐寺开始；第二讲谈到了河北正定的隆兴寺及正定周围的古建筑群；第三讲谈到了山西古建筑，包括大同华严寺、善化寺、太原晋祠；第四讲的重点在石窟寺，特别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第五讲是山西应县木塔这个比较有特色和难度的专题；第六讲是浙江古建筑和江南园林；第七讲是山东曲阜孔庙古建筑群；第八讲讲到了五台山佛光寺；第九讲重点讲解西南地区的古建筑，包括在梁先生和刘敦桢先生发现的汉阙等重要遗址；最后一讲是离我们最近的北京古建筑群。

这样的安排别具匠心的，因为它基本是按照梁思成当时活动的时间、空间轨迹展开的。

1932年梁思成去过蓟县独乐寺，这是他研究的第一个古建筑。1933年4月到9月，他先后去了正定、大同、太原、应县，第二讲到第五讲主要围绕着他对山西古建筑的系统考察展开，考察过程中有很多重要发现。

1934年，梁思成去了浙江，当时是出于古建筑保护的原因，去做六合塔的修复。他也就势对普陀江的古建筑和江南园林进行了考察。

1935年，梁思成去了曲阜，也是为了修复古建筑，同时也对曲阜古建筑群做了系统考察。

最重要的是，在1937年 7月5日，正值“七七事变”前夕，他发现了中国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一座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第八讲的安排也是根据这一时间顺序来的。

随后，梁思成回到北京，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到了长沙、昆明，后来又到了四川。在此期间，梁思成和刘敦桢仍然在生活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考察了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这是第九讲的内容。

第十讲是北京古建筑群。梁先生1934年在北京的时候就已著有《清式营造则例》，对北京古建筑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建国以后，他也为北京古建筑研究做了很多指导性工作。所以北京古建筑群也作为一个课程专题。

这十个专题请的这些讲的老师，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名单，我也不一一介绍了，因为每个人都会介绍自己的，都是国内建筑史学界的翘楚。

包括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的老师，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都是中国建筑史学界的研究重镇。这几个学校的老师都参与了课程。同时，课程还请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前院长、现山西大学副校长、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先生。他是一位跨考古界、文物保护界的学者，同时对建筑史也很有研究。

此外，课程还邀请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的学者们。课程主讲人都是在这一领域很有研究的专家。例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永昕群先生现在正在做应县木塔系统保护的研究，对应县木塔是非常熟悉。

这就是课程的大致情况，之后各位老师会一一与大家交流。

下面进入第三个话题：梁思成先生和中国古建筑这两个关键词是怎样发生交集的？

我们知道，梁思成先生是梁启超的大公子，他本来是学建筑的，但是他的很多同学、同时代人并不一定会去做古建筑，因为做古建筑是个坐冷板凳的事情，非常艰苦。梁思成作为名人之后、大家子弟，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路。他最初也不是一门心思地想研究古建筑，但是最后走到了这条路上。这我简单地梳理一下这一过程。

首先，从大背景上讲，中国古建筑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真正引起关注还要等到上世纪初。最初关注古建筑的是外国人，包括德国的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喜仁龙（Osvald Sirén），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及日本的关野贞、常盘大定、伊东忠太等人都来中国做过一些考察。

▲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1878—1945）

图片来源：wikipedia

中国人自己开始关注中国古建筑稍晚了一些。中国人开始注意中国古建筑是从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开始的。中国建筑史的奠基人、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先生在1919年南北和议时作为北方的代表到了南京谈判，同时他也去参观了南京图书馆（时称“江南图书馆”），在那里发现了宋代《营造法式》的一个抄本（即“丁本”）。他非常兴奋，马上将这一抄本印刷、传播。最初是石印本，但是石印本丁本有很多问题。朱启钤先生非常重视丁本，请陶湘先生找了当时能找到几个版本。据说，很快在故宫也发现了一些残页。他们对几个版本加以核对、矫正，出版了1925年陶本《营造法式》。

陶本《营造法式》的促成让朱先生意识到，中国建筑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关注、研究。朱启钤、陶湘都看不懂《营造法式》，只好请一些工匠来注释。这些清代的工匠注的名词全是清代的术语，跟正文毫无关系，《营造法式》仿佛是一本天书。朱启钤成立营造学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本书。

▲《营造法式》书影

在1929年，可能是多多少少得到了庚款的支持（注：在中国“庚子赔款”后，美、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了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退还款项除了偿付债务外，其余悉数用在教育上），朱启钤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古建筑的开端。

那么，这件事是如何跟梁思成先生发生联系的呢？

我们知道，梁思成1924年从清华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这所大学是常青藤学校，其建筑系在当时是全美最好的建筑系之一。此外，宾夕法尼亚大学受到了巴黎美术学院的影响，有非常深厚的建筑史、艺术史研究传统。梁思成和他的同学们在这里受到了非常好的建筑学培养与训练。恰好在1925年，陶本《营造法式》问世，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很有远见，认为正在学建筑的儿子也应该了解中国建筑，所以给梁思成寄去了一套陶本《营造法式》。梁先生看到后非常高兴，但当时还看不懂。这是梁先生与中国古建筑最初发生的一些关联。梁先生拿到建筑学硕士学位以后，于1928年在欧洲考察，回国后到了当时的东北大学创立建筑系。

梁思成完整地接受了宾大求学期间受到的西方建筑学教育，认为建筑系的学生应该有艺术修养，所以他在建筑系的第一年就想开“中国雕塑史”课程。雕塑史跟建筑史看起来没关系，但艺术其实是相通的。

1930年，梁思成完成了“中国雕塑史”课程讲稿，准备给学生开课，同时开始留意中国古建筑，当年即带领学生测绘了沈阳的清代建筑——北陵。梁先生最初关注是建筑教育，但是也已经开始关注到中国建筑、中国艺术，并希望通过艺术史引入建筑史。

▲由梁思成课程讲稿改编出版的《中国雕塑史》封面

后来，因为林徽因先生的身体原因，梁思成于1931年回到北平。当时营造学社已经成立了一年多，最初经历过一些盲目探索。在前几期刊物中，朱启钤请了一些学者，主要的工作是梳理文献，希望弄清楚《营造法式》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从文献的角度去弄清楚比较困难。

后来，朱先生又希望建立一套有关《营造法式》、中国建筑的术语名词，请了一些有工程经验的人，但是这些人也只是引进了日本的一些术语。总之，在营造学社刚刚建立的时候，它的目标是对《营造法式》进行研究，但仍然处于相对盲目的摸索状态。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1年9月，梁思成正式加盟营造学社，紧接着，刘敦桢先生也加盟营造学社。这两位中国建筑史学大师对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对中国古代建筑和中国建筑史的学术体系的建构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为之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梁思成、刘敦桢加盟中国营造学社，在朱启钤先生的领导下，开展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古建筑的研究，这是中国独立开展古建筑学研究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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