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化为灰烬

1934年2月，50岁的茨威格到达伦敦。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时，虽然不知道要在这里住多久，但他感到一些释然，“又可以从事自己的创作，维护我的人身自由和内心自由了”。在英国的最初几年，“流亡”的感觉还没有完全浮现出来。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茨威格的祖国，还将挣扎着存在几年。他还带着奥地利的护照，仍是奥地利有全部权利的公民；异国他乡的感觉是强烈的。英国人讨论时局的时候，他有一种局促感，在一个陌生国家无法开口的局促感：“在奥地利，对那些领导人物的愚蠢举动尚且无能为力，又怎么能在英国信口雌黄？”

在伦敦，他租了一套简单的公寓房间，有两个壁橱，一张写字桌，可以存放少量书籍，但没有接待来客的客厅了。生活在无意中变成临时性的；不再对它作长远安排时，财产就意味着累赘。第一天晚上，他踏进整理好的小居室，天色已黑，墙壁的轮廓在昏暗中逐渐模糊。那一刻，他恍惚以为自己走进了大约30年前在维也纳的那个小房间。30年前，他在那个小房间开始写作，还没有创作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30年后，在一个相似的小房间里，德国已逐渐成为一个陌生的国度。在记忆的长廊中，朋友都已疏远，昔日的联系已淡漠，贮有收藏品、绘画和书籍的房子已不存在，一切都是陌生的，就和30年前一样。“飘逝”，这个词再次涌上心头，“我又要坐在写字桌前当学生，早晨疾步走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薄薄的沮丧”。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英国人渐渐默认希特勒建立大德意志帝国是有道理的；茨威格避免和人谈话，也避免任何公开活动，深居简出。

1936年夏天，西班牙内战开始。茨威格正从南安普敦乘一艘英国轮船启程前往美洲，途经西班牙西部的海港城市维哥。维哥掌握在佛朗哥党徒的手中，离战场还很远，但茨威格已经远远旁观到隐现的历史。他看到飘着佛朗哥旗的市政厅前站着不少穿着农民服装的年轻人在排队，然后看到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一批年轻人从市政厅走出来，穿着簇新的军服，佩着枪和刺刀，在军官的监视下拥上崭新的军车，疾驰出城而去。许多影像从他的记忆中涌现，与此刻重叠：在意大利，在德国，簇新的军服、崭新的军车，枪和刺刀。他的一连串问题和答案，触及使欧洲趋向疯狂的能量：这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拿着从葡萄牙越境运来的武器，反对合法的现政府，隐藏其后不露面的则是提供资金的人，一股想要通过暴力取得政权的势力，他们诡秘地隐藏在办公室和垄断企业中，意图利用无辜的青年人为自己的权欲服务。这股四处潜伏、酝酿、窜动着的暴力势力让茨威格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血腥、仇恨和疯狂正从欧洲集体潜意识的深井中浮现，它将再一次导致欧洲的自我毁灭。当他到达美洲，游历阿根廷和巴西时，他产生了如释重负的轻松。特别是巴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野蛮还未侵袭这里的民族精神，不同族群之间交往还不知“敌意”为何物，那里的人也不用血统、种族和出身这些人造的概念来划分。

报纸、电报等通信技术已经改变了时空，将欧洲，特别是奥地利的消息，不断带给他。那种无处可逃、摆脱不了的焦灼的状态，和今天被社交媒体淹没的我们何其相似：过去的人在遭受灾难时，会逃遁到孤独和偏僻的地方去，如今，我们在同一个时刻便可知道地球上某个地方发生的事，就像被技术诅咒，心灵不得安宁。在巴西的佩尔南布戈登岸的夜晚，疲劳的茨威格身边游走着黑色皮肤的人群，报纸上则登载着轰炸巴塞罗那和他的一位西班牙朋友被枪杀的消息。在得克萨斯州，他坐在一辆普尔曼式的车厢里，行驶在休斯敦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用德语大喊大叫，原来是列车里的一台收音机正播放德国电台的节目，希特勒正在发表煽动性演说。

茨威格的自我意识在这时清晰地凸显出来：他是一位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人，而他所属于的那个奥地利即将消失。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哈布斯堡帝国已从地图上不留痕迹地被抹掉，这个时候的奥地利已是一个小国家，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他的统治者曾一度在欧洲颐指气使，如今却成了与庞然大物德国对抗的弱者，与先后将被希特勒吞并的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一样的弱者。在一次又一次与奥地利告别的预演之后，茨威格终于失去了故乡，失去了身份所属的源头，沦为一个被抛入一片虚空的流亡者。

1937年秋的一天中午，茨威格横过摄政王大街回伦敦的公寓，在路上买了一份报纸。那天，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飞往柏林，试图和希特勒本人谈判。报纸上列举了他们准备达成谅解的几条内容，其中包括奥地利，字里行间已透露出“出卖奥地利”的信息。那或许是一条战争时期的假消息，却深深触动了茨威格。他马上跳上一辆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向帝国航空公司驶去，买了一张第二天一早飞维也纳的机票，想再去看看母亲和故乡。

古老的维也纳仍然像他记忆和梦想中的一样无忧无虑，悠然自得。他的朋友们都自我安慰说，法国和英国不会抛弃奥地利，墨索里尼绝对不会答应；他们仍不厌其烦地称赞“祖国阵线”规模巨大的游行，而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的群众一边把徽章别在罩衫的衣领上，一边又为谨慎起见在慕尼黑的纳粹党那里登了记。维也纳人仍然相互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奔忙于购买圣诞节礼物，布置漂亮的家；没有人想到，他们即将换上集中营的囚服，家中一切不久会被洗劫一空。那一次回家是一次永远的告别。那个时候，茨威格已经知道，眼前每一条熟悉的路、教堂、花园和古老的角落，都将不会再有。列车驶过萨尔茨堡时，他只是从车厢的窗户上眺望了一下山丘上他曾住过20年的房子，回忆起消逝的岁月，知道自己再也不会住进那所房子了。列车驶出奥地利边界的时刻，他感到，身后的一切已是尘土与灰烬，“凝结成像盐一样苦涩的历史”。

1938年3月，奥地利成为希特勒暴行的牺牲品。一旦其他国家公开表现出畏惧，残暴不再顾忌任何道德约束，每个人就都开始在这一层公共暴力下恣意放纵仇恨的私欲。“大学教授必须用赤裸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拽进寺庙，由狂叫怒吼的年轻人逼着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和平年代还禁锢在秩序中的邪恶本能这时都释放发泄了出来，公开的摧残、拷打和侮辱哪怕在几百年前的中世纪战争中也是难以设想的。

厄运降临之前

还有一些很细微的精神症状更悄然无息地发作着，曾在19世纪生活过的茨威格敏锐地感受到这些新时代症状的刺痛。奥地利的局势让他失去了奥地利护照，他不得不向英国当局申请无国籍者身份证，这是一种申请得来、随时都可能被收回的照顾。一夜之间，他由一位在英国支付外汇并纳税的有身份的绅士，降格至“避难者”。某种信任感无声地蒸发掉了，失去了自己国家公民权的保护，在异国待久了，有时会被驱逐或遣返回自己的国家。当你拥有国籍和护照时，你难以察觉它是你身份的一部分；当你失去国籍和护照时，你才体会到，“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像人一样被对待”。

1914年以前的国际自由旅行是以国家的连续性——也就是和平——为背景的。当茨威格在流亡中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黄金时代”时，他这样写道：

在我们那个几乎已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延续性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自己公民的权利，是由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机构——国会，用书面文件确认的，同时，每项义务也都有详细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光发亮的硬金币的形式流通的，也就保证了货币的不变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范、标准和分寸。拥有财产的人能够确切算出每年赢利多少，公职人员和军官能够有把握地在日历中找到哪一年他将擢升和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固定预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此外还必须留出一小笔钱，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万无一失的家园，庭院和商号都是代代相传；当一个乳婴还躺在摇篮里时，就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存下了第一笔钱。

在那个“平等”“民主”“革命”，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帝国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短暂和平时期里，哈布斯堡王朝的连续意味着理性，意味着不会爆发激烈的暴力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的年轻人已很难想象出生于19世纪的茨威格曾享有的那种“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哪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的旅行自由，他们对茨威格不用护照就去印度、美国旅行的事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19世纪触手可及的行动自由在“一战”后的欧洲已成为难以想象的传说。一切改变都源于一场毒害了欧洲文明之花的瘟疫：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最初开始发作的表现，是对外国人的仇视，直至到处抵制和驱逐外国人。不过这些新的旅行麻烦，今天看来不过只是较为繁复的常规手续：左面、右面、侧面、正面照片，头发剪短到看得见耳朵，必须留下指纹，出示健康证明、防疫针注射证明、警察局证明、邀请信、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等。只有在19世纪那个真正自由的年代生活过的人，才能察觉到这些意味着什么：当人们不停地接受盘问、登记、编号、检查和盖章时，人已经慢慢失去完全的主体性，渐渐变成客体，变成官僚体系中具有某些属性的“物”，而人所拥有的权利都只是官方的恩赐。这些细小的症状如此微不足道，却又是不自觉的大规模集体精神失常开始积累的蛛丝马迹。茨威格失去国籍时已58岁。这位早先的世界主义者发现，流亡带来的是谨小慎微，处处仰仗外国人恩赐的那种谨小慎微；原来的他、真正与他相一致的天性，被破坏了。

更深刻和痛苦的消失，实际上早在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就已经在发生了。茨威格创作的高峰期是“一战”结束到1933年这10年，他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获得很大的成功，他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希特勒上台后，由于茨威格的犹太血统和他作品中的世界主义与和平精神，他的书被纳粹列为禁书。这种禁书的措施是通过煽动民众情绪、以“群众”的名义进行的；一些人得到暗示，对他和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像中世纪习惯一样，将这些书钉在耻辱柱上示众。茨威格的作品从德语世界中消失了，他所写的一切对德国来说也已陌生。他写道，失去祖国“是一种搅乱神经的感情”，“睁着清醒的眼睛在一片空虚中浑浑噩噩，心里知道，无论你在哪里落脚随时都会遭到白眼”。虽然茨威格反对民族国家，反对护照与国境线，然而，一旦你的身体被排除在由暴力所划定的疆界之外，将是一种孤身置于丛林的恐怖。

茨威格父亲的祖籍是摩拉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中部摩拉瓦河流域一带的旧名，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属于奥地利）。奥地利的工业在19世纪下半叶繁荣景气，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械和纺纱机器使纺织品的价格和老式手工织布机的产品相比大大降低。犹太人用极少的资本建立起临时打造的工厂，这些工厂逐渐发展成为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波西米亚纺织工业中心。茨威格的父亲在波西米亚北部创办了一家小织布作坊，渐渐扩大为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他的母亲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娘家姓布雷陶厄尔，是一个有意国际化的大家族。布雷陶厄尔家族开设银行，很早就从霍海内姆斯——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迁到圣加伦，一部分迁到维也纳和巴黎。这个国际性的家族里，每个人都会说好几种语言。这个家族的人喜欢讨论“高雅”和“上流”这些与出身和财产状况相联系的身份。这种“假贵族”的装模作样，表现了犹太人内在和令人不解的意向。犹太人的潜在理想是通过发财致富提高文化层次，知识阶层哪怕穷，在犹太人的阶层中地位也很高。这种努力争取跻身于较为纯洁、不计较金钱的知识者的努力，就像是要把整个犹太民族从冷酷赚钱和金钱的不幸中拯救出来一样。茨威格认为，大量犹太人后来进入知识阶层，给犹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哈布斯堡王朝的犹太人与奥地利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这座兼容一切精神的城市里找到了安宁、养息和太平。奥地利在19世纪失去了皇室和贵族作为艺术的主要赞助人后，犹太市民阶层成了艺术的主要消费者、赞助人和收藏者。古老的维也纳是享受生活、无忧无虑的休闲艺术之都，与多瑙河畔的德国人那种会让一切民族的生活变得无比痛苦和遭到彻底破坏的“能干”很不同。在茨威格眼中，维也纳人习惯于相安共处，让没有妒意的人在与人为善或漫不经心的和睦氛围中各得其所；即使是政治上的辩论和争吵，也能够在演说之后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德国人则有一种要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的野心和拼命追逐。仇恨的余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浸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中，成为奥地利厄运的一部分。从那时起，报纸上开始充斥“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派与派之间的仇恨”，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人为地彻底隔离开来。茨威格将那个太平时代的奥地利描述为“保险生活”，哪怕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和巴尔干战争的消息在报纸上不断更新，家人生活也没有受到影响，一切都从容宁静。有经历了平顺一生的父辈，有太平安逸的童年，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中浸润着长大，这样的人生还不够美满幸运吗？如若不是日后人间的痛苦和命运的险恶接踵而至，茨威格又怎会知道这美满幸运不过也只是一个幻梦？最终，苦难和颠沛流离让他成为一个睿智的人，可真正的睿智向人索取的代价实在过于高昂。

“历史”的面容

1913年夏天，一个女孩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所中学毕业，准备出国游历一段时间，想找一位适合的亲戚照顾陪伴。在过去几代由波兰和匈牙利西迁致富而且受过教育的亲戚中，有一家过得很不错。她的奥尔贝特叔叔在地中海东部各地——君士坦丁堡、士麦那、阿勒颇和亚历山大港开设了一家连锁店。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和中东有许多生意可做，而奥地利长久以来是中欧对东方的贸易窗口。埃及既是一个适合文化修养的活博物馆，又是一个国际性欧洲中产阶级高级聚居地。他们在当地用法文很容易沟通，而这位小姐在布鲁塞尔附近一家寄宿学校也学会了流利的法文。奥尔贝特叔叔欣然欢迎他的亲戚。于是，这位小姐乘坐一艘轮船由的里雅斯特前往埃及。的里雅斯特港是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碰巧也是乔伊斯的寄居地。

一位年轻男子从伦敦旅行到埃及，他的父亲19世纪70年代由俄属波兰移民到英国，以制造家具为业。他在伦敦东区和曼彻斯特过着不稳定生活，尽量设法养育他原配所生的一个女儿和继室所生的八个儿女。最小的孩子接受到一点儿教育，日后成为南美的采矿工程师；当时南美是大英帝国一个非正式部分。所有孩子都热衷于学习英文，积极英国化。1882年，英国刚占领埃及不久，一个兄弟到尼罗河三角洲上代表大英帝国的埃及从事邮政和电信工作。他的另一个兄弟也在殖民地从事运货业务。

这位年轻女性和男性在埃及亚历山大港郊外的运动俱乐部邂逅，发生交集，缔结姻缘。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这样谈到自己父母时，看到今天已不存在的“帝国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才是他们移动和发生邂逅的动因，这在其他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对20世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很多出生和活跃于19世纪末，还有一些出生和活跃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说，这个年代仍然是由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代所塑造的。而出生在1914年前后的那些人，都曾面临着如何看待他们的私人过渡区问题，也就是历史与记忆之间的一块不太明确的地带。穿越这个无人地带，家庭成员的个人命运开始与公共事件发生交集。

1914年之前，茨威格在巴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各地漫游和漂泊，也前往印度、美洲和非洲等地旅行。40年的和平使欧洲各国经济充满活力，技术加快了生活的节奏，科学发展让人精神状态振奋。欧洲城市不断日新月异，五年、十年就是完全不同的新面貌；能从各种事物中感到财富在增长、扩大，年轻人对世界上的人也充满信任。在自由游历过程中，茨威格结识了很多人，不仅是文化艺术界的名流，也有后来参与到历史现实中去的人物。其中一位是在柏林见到的瓦尔特·拉特瑙，希特勒上台前第一个被纳粹分子用枪暗杀的人；另一位是在印度旅行时碰到的德国地理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他是系统考虑重建德国强国地位的先行之一，为“元首”想出危险计划，特别是“生存空间”概念的幕后“谋士”。

1914年的夏天依旧是繁茂静谧的。那年6月，茨威格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度假，专注于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子。29日，公园音乐会正在进行，人们穿着夏天的衣服，愉快而又无忧无虑。一大片栗树的上空没有云朵，林间风声、小鸟的鸣叫和公园的音乐声向茨威格飘来，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然而，音乐突然停止了。他抬起头，目光离开书本，看到散步的人们也突然停止了走动。他向人群走去，激动的人群在乐池前东一堆、西一堆，正纷纷议论着一条急电。这是一个节奏停顿的时刻。

那一天，哈布斯堡大公弗朗茨·斐迪南遭到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加夫里洛·普林齐普的暗杀。奥地利人脸上并没有特别的震惊或愤慨，因为这位皇储根本不受他们爱戴。奥匈帝国怀疑有俄国当靠山的塞尔维亚政府是这一谋杀阴谋的帮凶，猜疑导致紧张情势不断升级，终于在8月爆发战争。这场战争的根源就在维也纳，它点燃了吞噬欧洲和世界的大火，燃点在哈布斯堡家族奇特的世界观和它难以驾驭的中欧领地。

当暗杀发生时，茨威格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战争会爆发。他的童年和青年记忆在“私人过渡区”里一直是宁静舒适的，历史则记录着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欧洲军备竞赛，记录着英法俄三国协约和德意奥三国同盟之间因竞争而不断强大的陆海军事工程。对茨威格来说，暗杀是一个公共事件突然闯入私人过渡带的时刻，“历史”向他展露了面庞。

他的记忆发生鲜明转向：他看到，各交战国正掀起一拨拨民族主义的浪潮。生意人的信封上打着“愿上帝惩罚英国”的邮戳；社交界的妇女发誓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剧院，莫扎特和瓦格纳被逐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维也纳街头到处是节日氛围般的旗帜和音乐，全城人处于亢奋状态，对战争最初的恐惧很快变成了群众的满腔热情。那种情绪的诱惑力连茨威格也不得不承认，是吸引人和让人难以摆脱的：成千上万人感到他们都属于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感让每个人都受到召唤，想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群众中，在其中各种私心都被克服。许多普通人成为“人民”的一员，经历着自我“提升”的过程，感受到超越生活之上的崇高目的，渴望成为日常生活中没有机会成为的“英雄”。欧洲的心脏地带被喜怒无常、心态保守的俄、德、意、奥君主国宰制。战争能使当权者名正言顺地戒严、痛击工会、镇压“颠覆性”政党；也将强化国家战力，扫除社会中的“废物”，削弱物欲和色欲，重振爱国精神。奥匈帝国在这场战争的爆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丘吉尔所言，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恶性且致命衰退，“使人类和平与文明取决于交替肆虐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过程和短暂复苏”。奥匈帝国的虚弱和衰退让其盟国德国加速了战争的爆发，以求在君主国还未因其内部分裂对立而垮掉，或尚未遭到周遭泛斯拉夫强权俄国、塞尔维亚吞并前，能让奥匈帝国振衰起敝。当这套“历史话语”的逻辑开始叙述时，且让我们悬停一下：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都不再有野心的奥地利，不正是茨威格所爱的那个生活从容悠闲、艺术高度发达的奥地利吗？那个希望通过军事行动来挽救帝国衰落的德国，不正是茨威格所厌恶的“强势的能干”吗？萨拉热窝一声枪响，使得安全、理性而柔软的“昨日世界”如一只精美脆弱的瓷器，刹那间被打得粉碎。

这是一个真正的道德考验时刻。历史狂热席卷欧洲，当时大多数作家都加入进来，以热情激昂的言辞宣扬“为祖国而战”。在茨威格周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责任如古老日耳曼时代的诗人，是用诗歌和文字来鼓励士气，鼓舞英雄的献身。诗人和剧作家恩斯特·利骚，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恩斯特与茨威格相熟，出身于富有的德国犹太人家庭，是茨威格所认识的最普鲁士化的犹太人，他比“真正的”德国人还更加热爱德国。英德宣战后，他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首名为《憎恨英国》的诗歌，激起巨大反响，成为军队中每一个士兵都在传诵的诗。德国皇帝也被这首诗的爱国激情感动，授予他“雄鹰勋章”。这种鲁莽的激情，与帝国对自己大国地位没落的焦虑是相伴相生的。后世的历史学家将会看得一清二楚：1914年奥匈帝国的攻势是帝国最为冒进的举动；入侵塞尔维亚、俄国一塌糊涂的惨败，坐实了战前只是在怀疑层面的自身的衰败无能。1914年8月的战事与“一战”结束所确立的格局是首尾呼应的：过度扩张的德国、喘不过气的俄国，硬拗大国身段、立场强硬以致战争无可避免、如今斗志全消的奥匈帝国。

茨威格坦率地承认，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他也产生过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共同经历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感到受到历史召唤的激情，“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短暂的团结一致所湮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相互攀谈，相互回避的人在握手，到处都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从早到晚分拣信件的邮局小职员突然间在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女人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用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军人”和他们打招呼。仿佛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在这样的社会情绪中，茨威格在1914年9月写下《致外国的朋友们》，反对分裂和厮杀，表达了自己对友谊的忠诚。他说，现在大家被战火阻隔，但只要有机会，就要与朋友们一起重建欧洲的文化。茨威格非常自觉地意识到，作家的使命是维护和保卫人性。他反对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以他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假英雄主义，反对把谨慎视为怯懦、把平和称为失败的貌似“崇高”。这些欺骗性话语架出来的“道德优越”不仅因其性感的诱惑力而广受大众欢迎，而且压迫理性的冷静，使其居于劣势地位而难以启齿。《柏林日报》几乎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茨威格遭到了孤立，受到诸多非议。唯有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给了他理解和友谊。他从瑞士寄来一封信，写着慰藉至深的一句话：“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

“一战”期间，茨威格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入伍，被分配到图书馆工作。1915年，他被派往俄军防线收集资料。在前线亲历百姓的水深火热后，他写了反战剧本《耶利米》，选择用《圣经》里的先知耶利米的形象来警示国内陶醉在战争胜利中的人。1917年，“歌颂失败”的《耶利米》一出版就大获成功。战争已进行了两年半，它的残酷破坏性已让大部分人感到憎恶和厌倦。“民众”是情绪化和势利的，与暴君性情相似。战争一过去，商人想要做生意，政治家开始促进谅解，那首与英国永远为敌的诗成了所有人都想抛弃的诗。为了推卸责任，群众把恩斯特斥责为鼓吹歇斯底里仇恨的罪人，只要他在同行圈子出现，立刻就会有难堪的沉默。这位成了自己诗歌牺牲品的诗人后来被希特勒赶出德国，孤独地死去。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的那一代人已多了许多怀疑。即使仍然有被蛊惑的狂热群众，也有了一些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命地服从召唤。第二场战争并不仅仅为了边界、领土、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也是一场思想意识的战争。然而，1939年的世界不再像1914年的世界那样天真和让人信任，人们变得世故复杂了很多。1914年的奥地利，没有一个人会去质疑，德高望重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84岁高龄的时候会毫无必要地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没有人会去质疑，如果没有罪恶凶残的敌人威胁帝国和平，他会要求人民作流血牺牲；也没有人会去质疑，战前频繁出现在报纸、广播中的和平，不是出于外交家和政治家的真心。战争至少教会了当时的人们一件事：人们不再对自己的政府报有宗教般的忠诚——无论是对其诚实，还是对其能力。

漂浮于暗夜里的“星光”

“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至1921年是奥地利最艰难的三年，茨威格在萨尔茨堡度过了与世隔绝的三年。德奥军队崩溃后，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已把居住的土地各自分割走，只剩下奥地利被瓦解的残肢，躯干好像还在流着血。剩下的六七百万不得不自称是“德意志族奥地利人”的，其中有200万拥挤在维也纳挨饿受冻。奥匈帝国的战争是一场不计后果的赌注。它是为解决奥匈帝国境内失意的诸民族与帝国军事安全问题的关联而发动的，然而，多民族国家发动战争最容易反噬自身。哈布斯堡王朝没有理由于1914年开战，却打了一场衰弱的君主国必然垮掉的消耗战。这个愚蠢的决定在历史地图上留下的是黑暗，而维也纳和柏林一样，是黑暗的中心。奥地利处于一种荒唐的历史悖论中：除了经济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它还成了一个由战胜国人为制造的国家；它希望和原来相邻的国家重新合并，或者与同一民族的德国统一，却没有邻国愿意和穷困的奥地利继续经济同盟，协约国也不允许战败的德国这么做。它就这样被迫独立存在着，独自忍受着战后的饥馑荒凉。

36岁的茨威格此时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隐居起来，继续写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是茨威格创作的成熟期。继《耶利米》之后，他发表了《世界的建筑师》三部曲的第一卷《三大师》，很快为他开阔了道路。他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深受欢迎，被改编成了戏剧和电影；《人类群星闪耀时》印数达到25万册，在很多学校普及。在德语世界里，他有了自己越来越大的读者群。

然而，战争并没有过去，只是人们觉察不到罢了。在欧洲短暂平静的表面下，危险的暗流仍在涌动。威尼斯的一次旅行，让茨威格第一次对“法西斯”这个词有了亲身体会。到达这个小岛时，他没有看到搬运工和威尼斯小艇，只看到很多无所事事的工人和铁路员工，双手插在口袋里，正在举行罢工示威。他在旅馆放下行李箱，走到集市广场，大多数商店紧闭着门，咖啡馆空寂无一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两两站在街面房屋的拱廊下，好像在等候什么特别的事。不一会儿，等待着的事突然发生了。一对年轻人用急促的整齐步伐从一条小巷走出来，或者说奔跑出来，队列十分整齐，以训练有素的节奏唱着一首《青年之歌》。在人数百倍于他们的罢工群众还未来得及向他们涌去之前，他们已挥舞着棍棒，从罢工人群中穿行而过。当罢工的人意识到这是一种挑衅时，这支组织严密的小小冲锋队已迅速而过，无法将他们追上。茨威格第一次意识到：传说中的法西斯主义在现实中是领导得非常严密的力量；它能够煽动起那些坚毅、勇敢的年轻人对它产生狂热的崇拜，并非大家一笑了之的“雇佣来的歹徒”或“魔鬼老头子”。他买了几期《意大利人民报》，从墨索里尼尖锐、清楚、拉丁式简洁的文风中，他同样感到那种和奔跑着冲过集市广场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坚毅。要几年以后，他才能看到这种斗争力量所能达到的规模，和平还远未到来。

一种诡异的命运开始在茨威格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1931年，当他享受了12年的和平与写作生涯的辉煌，在一个平常的早晨醒来时，50岁的他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不快。尽管经历过深重的苦难与丧失，如今，12年的一帆风顺、有条不紊和持续收获，以及舒适与安全，竟然开始让他有些不满足。他竟然开始期待一些新鲜的事，一些让他感到不安、焦虑，但又能让他重新感到年轻的事情来。他旋即意识到，在那个特殊时刻，从他的无意识中朦胧产生了一些和清醒意志毫无联系的东西，它倏忽而来，是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的幽冥念头。“驾驭我生活的神秘力量不可捉摸，它曾满足了我从来不敢大胆奢望的东西”，如今又准备顺从他的意愿，“举起手准备把我的生活基石彻底粉碎，迫使我在生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更为艰难困苦的另一种生活”。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新政权的最初几天，茨威格就被无辜安上一条捣乱的罪名。当时德国正放映着一部从他的中篇小说《燃烧的秘密》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国会纵火案之后，电影院招牌和《燃烧的秘密》广告前聚集着一群人，互相挤眉弄眼，哄然大笑。不一会儿，盖世太保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这个片名前大笑，当晚这部电影就被禁止，《燃烧的秘密》的书名也从一切广告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1934年，他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接到了德国便衣警察的抄家通知，要求他交出“藏匿在家的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4个秘密警察穿过房间，打开箱柜，敲敲几处墙壁，走完形式后，宣布搜查完毕。“一战”以来，欧洲人几乎已忘记了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为何物；1933年以后，搜查、随便捕人、查抄财产、逐出家园和国土、流放以及各种形式的贬谪，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搜查家宅意味着，奥地利的形势已变得严峻，德国的压力正变得越来越大；萨尔茨堡的警察局已无法抵制来自纳粹分子的暴力恐怖手段。直觉告诉茨威格，搜查只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前奏。当晚，他决定离开萨尔茨堡，前往伦敦。他的书不久在德语区被列入禁书，数十万册的书从书店和无数家庭中消失，直至一本都买不到；在法国和意大利，他的书也同样根据希特勒的命令遭到禁止。如果说他这一代人是历史的见证人和牺牲品，现在，他又作为文学工作者被彻底抹去了。

写作茨威格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重新阅读了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作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或许是因为也经历了一些人生的风浪，这一次读，获得的感受竟与以往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过去我以为，这是一部赞颂14个重要历史时刻人性光芒的英雄人物特写集，而这一次重读，我看到这些闪耀的历史时刻原来漂浮于广阔深邃的暗夜之上。那些创造历史的关键时刻不再只是璀璨，而是充满神秘的厄运、嗜血本性、血腥暴力和死亡，被不可违抗的命运力量所左右支配。文明的创造与毁灭，在历史的瞬间便已同时诞生，只是后者不易被人察觉而已。

就让我们来看看，“文明”定格之前，尚未被禁锢的人的嗜血本性吧。1513年，在巴尔沃亚第一次看见太平洋之前，他做了什么？他在西班牙的海外小岛上弄死了国王派来的合法总督，擅自赶跑了执法长官。“英雄冒险家”的声望只是一种文明的错觉，他们通常还是强盗、反叛者、篡权者和亡命之徒。当西班牙朝庭的船只即将来执行对造反的巴尔沃亚的判决时，这个知道太平洋秘密的人无处可逃，只有一个办法能为他的放肆开罪，那就是更为放肆。“如果他能在司法人员抵达前或在差役为他戴上镣铐前发现另一片大洋和黄金国，他就能得救。在这有人居住的世界尽头，只有一种可能的逃亡方式，那就是以一种辉煌的方式逃亡，遁入不朽”。为了逃避绞刑或牢狱之灾，巴尔沃亚开始亡命之徒的冒险。这股冒险的激情伴随着恐怖，这是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征服者性格和行为中共同混杂着的特质。在他们炽热的灵魂深处，既有那个年代的基督徒才具备的对上帝的虔诚，又有以上帝之名书写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一面以勇气、牺牲精神和耐受力创造神圣英雄业绩，一面又以不知羞耻的方式尔虞我诈，以卑鄙铸造尊严。在巴尔沃亚向太平洋逃亡的路上，他像所有西班牙殖民者一样，以卑劣残忍的手段残杀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俘虏，让恶狗撕咬和吞噬他们；第二天，又在瞭望太平洋的那一刻，用拙劣而粗糙的嗓门唱起虔诚的圣咏。在1513年9月25日那天，人类就是这样通过巴尔沃亚的眼睛见识到地球上最后一片陌生的大洋的。当这一刻被贴上“文明”的咒符时，茨威格提醒我们，嗜血的本性只不过如火山的熔岩，暂时潜伏到了地层之下。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在伦敦流亡期间，茨威格再次见到他在维也纳时就已认识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为犹太人，弗洛伊德也是逃难来的伦敦，住在伦敦郊区的一幢花园住宅里。茨威格常常和弗洛伊德谈论起战争和希特勒。作为一个人，弗洛伊德对希特勒的行径深感震惊；作为一个思想家，这些又并不让他惊讶。弗洛伊德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恶的欲望只需冲破文化那一层薄薄的禁锢，就可以在世间横行。与今天已成为我们合理化欲求的“解放”“自由”不同，茨威格和弗洛伊德思考的问题反而是：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人们能找到一种在各族人民的公共生活中压制那些破坏性本能的形式；而在日常生活里，这些本能不可根绝，是存在于人内在本性中的张力。

犹太人是正在发生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牺牲品。随着希特勒的上台，逃到伦敦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后来的逃难者越来越可怜，越来越颓唐；越是舍不得离开德国，受到的惩罚就越重。这些被抢得精光的人也不受其他国家欢迎，不得不短暂停留后再离散。茨威格在伦敦的一个旅行社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位从前非常富裕的维也纳工业家和最有知识的艺术收藏家，头发变得苍白，精神变得沮丧，颤巍巍地用手扶着桌子。老人告诉他，已经没人在乎他的想法，哪里允许他去，他就去哪里，他准备从伦敦去海地或圣多明哥，去那里乞求，苟活，流落异乡。那些过去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艺术家的犹太人，一个挨着一个，每个人都拖着仅存的破烂远离欧洲流浪，只要能活下去，什么都能忍受。

1939年至1940年，茨威格写下最后一部散文作品《昨日的世界》。在《和平的垂死挣扎》这篇文章中，他思考了犹太人的命运悲剧。20世纪犹太人的悲剧中最悲剧的一部分是，他们再也无法找到自己遭遇到的悲剧有什么意义，也无法找到自己错在哪里。中世纪被逐出门的人至少知道自己为何受难，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律法。他们把对自己“真神”始终不渝的信仰看作灵魂的护身符——20世纪的犹太人早已把它丢掉，如今只是在自豪的幻觉中受难，受难成为模仿。作为“被选中的民族”，命中注定会有特殊的遭遇和使命；《圣经》中预示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戒律和教规。如果有人把他们推进火堆，他们就把那本《圣经》贴在胸前，就会由于内心燃烧的火而感受不到残酷火焰的灼烫；要是有人赶他们出境，他们还有最后的精神故乡可以归家。然而，这种受难情结，难道不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欲望和倾向吗？它提供给施虐者的难道不是一种暧昧的诱惑吗？茨威格几乎是毫不留情地指出，20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不再真的被宗教团结在一起，不再说古老的共同语言，而已经生活并融化在自己周围的各民族里，成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事实上早已不再是犹太人。如今，他们却又像扫垃圾似的被赶到一起来，几百年来第一次，再次把犹太人自己早就觉得不再存在的共性重新加在犹太人身上，而这种共性的实质竟然是：被驱逐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为何被驱逐的命运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降临到他们身上？迫害缘何？有何意义与目的？和那些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同，茨威格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身份已不再是属于犹太人的一员，表面上一起逃亡的犹太人之间也并无真实的联系，相互之间也不再了解。既然如此，那个《约伯记》里的永恒问题，可不可以仅仅作为一个问题留存于人间？当他写下这段文字时，距离他自杀还有两年时间。我想，这段话一经写出，他一定既感到荒谬，又感到透彻的孤独；一切的真实都已随着这段思考烟消云散。而这不也正是希特勒这场战争的镜像吗？——人们误以为在生活里早已死去的东西，竟然以同样的形式和姿态重新向他们走来；而这个“历史”的幽灵不过只是对过去的模仿和重复。

在英国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往德国拯救和平、徒劳而返的那段时间，茨威格离开伦敦，隐居到巴斯乡间。那是他一生中感到自己对世界发生的事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刻。

1939年8月，巴斯乡间的迷人风景与1914年7月奥地利的风景完全一样，山谷中弥漫着让人陶醉的静谧气息。关系到所有欧洲人生死存亡的大事正在绝大多数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几个、十几个人在权力走廊的深处秘密决定。茨威格早已订好了去往瑞典参加作家笔会的船票。按常理，他应该迅速把他的书籍、手稿捆扎好，离开可能成为交战国的大不列颠岛；一旦英德战争爆发，他将因成为一个敌国的外国人而受到自由的限制。然而，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情绪反对他离去，他不愿一次又一次地逃难，“我的命运到处都一样”，已经很疲惫。这个情形与他曾写过的罗马帝国首位人文主义、法律捍卫者西塞罗奇妙地重叠在一起。面对安东尼的暴政，西塞罗已深知，罗马军团必然比言辞更强大。即将落入新统治者手中前，他本已准备好逃亡希腊，却在最后关头止步。谁要是品尝过流亡生活中的绝望，谁就能体会到故土的温存，身陷险境也能预知逃亡中生命的狼狈不堪。茨威格曾如此写西塞罗，就像在提前写现在的自己：“一种来自理智彼岸的神秘意志，甚至是一种对理智的反叛，强迫着西塞罗听命于等待他的厄运”，“他已心力交瘁，不仅是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他已对生活感到厌倦。一种对死亡和尘世的秘密乡愁侵袭着他”。

1938年9月1日，茨威格正在巴斯民政局登记第二次婚姻。11点左右，一位年轻的官员急速走进来，在安静的房间里大声喊道：“德国人已侵入波兰，战争爆发了！”正在为他填写结婚证书的官员若有所思地搁下笔，告诉茨威格，在交战状态下他成了敌对的外国人，需要向伦敦请示是否允许在这种情况下结婚。接着，英国向德国宣战。从收音机传出来的这条简短消息之间，成千上万的人将会死去；一场比上一场战争更可怕的战争降临了。

茨威格站在突然鸦雀无声的房间里，外面传来鸟儿的啾啾声，它们在和煦的软风里轻松愉快地嬉戏，树枝在金色的阳光里摇曳。他开始再次收拾行李。很快，他就可能成为在英国的德国人，一位敌对外国人；可是他也早已被驱逐出了“德国”。于是，他哪一个集体都不属于，什么属性都不具备，成为孑然孤独的个体。他一生都在热烈追求人性的团结和欧洲和平，如今却被不断排挤至荒谬的处境。他再次感到透彻的孤独。过去的一切再次被摧毁了，又要经历多少地狱和炼狱，才能到达下一个新时代；而下一次战争的影子，已经在下一个新时代之后的前方潜伏。

在黎明来临前告别

英国对德宣战后，茨威格先去了美国。1942年夏秋之交，他带着第二任妻子夏绿蒂定居在距离里约不远处的疗养圣地彼得罗波利斯。客居彼得罗波利斯期间，他开始撰写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的最后一部分。在自传里，茨威格写道：“这些回忆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传记即将结束时，他已看到了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它将蔓延过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笼罩着他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他希望通过文字追忆和留存已消失的古老奥地利；然而，正是这个写作过程让他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幽灵，或者是记忆而已”。

茨威格在物质方面并不匮乏，在巴西，他也作为著名流亡作家受到许多礼遇。夫妻两人租住在一栋别墅之中，四周风景如画，过着田园般的生活。起初，他们为远离战火与尘嚣而感到庆幸。在给朋友的信中，茨威格愉快地写道：“我们尽一切可能远离人群，生活在美好的自然之中……典型的田园风光，民风淳朴，他们待人友善和蔼”，“一切好到不能再好了”。

他通过工作抵抗孤独，完成了《象棋的故事》的创作。此时的创作已不复往日的激情，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抱怨说：“往日里对作品的欢愉之情已不复存在。在写作时，我感到已经不再有真正的读者了……有时，我下笔不免草率，因为我的写作只是为了译者。”他感到自己失去了最大的读者群体，那些与他有着共同母语的德语区读者。他很困惑，“我缺乏读者的期待……以前大家都问我：‘您接下来的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版？’……而现在写作时却没了这样的紧迫感”。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茨威格写了16世纪的法国文学家蒙田。对于茨威格来说，蒙田是那种经历了种种失望之后才能读懂的作家。蒙田自由和不受蛊惑的思考，对像他这样被命运抛入到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的一代来说，很有裨益。经历了一个用战争、暴力和专横意识形态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和自由的时代，才会知道，在那些乌合之众疯狂的时代里始终忠于最内在的自我，需要多少勇气、诚实和坚韧。在这样的时代里，最难的不是抵抗，不是做成什么事，“而是在群众性的灾难之中不被玷污而保持住自己思想道德的独立”。当一个人对理性和人类尊严丧失信心时，他才会颂扬在混乱世界之中独处独醒的人，看到他们的了不起之处。

1942年的狂欢节期间，茨威格夫妇将修订好的遗嘱交给律师。同一天，他们拜访了在巴西的出版商，将几部作品的手稿交到了他的手中。茨威格留下一封信，信中写道：“与我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已沉沦。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也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重建我的生活。我更愿意在此地重新开始，但一个年逾六旬的人想要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流亡岁月中已消耗殆尽。”

对茨威格自杀的动机有许多解释。在我读到的许多解释中，他为托尔斯泰未完成的剧本《光照黑暗》补写的尾声——《逃向上苍》，讲述1910年10月托尔斯泰晚年离家出走、死于车站的生命最后一刻，提供了另一种有说服力的线索。茨威格说，他这个剧本的补写是试图为托尔斯泰“未完成的著作和未解决的冲突写一个独立的后记”，也很可能是他在试着理解托尔斯泰心路的过程中，为自己寻找出路。在这个剧本里，托尔斯泰受到了俄罗斯大学生的质问——这些质问与茨威格流亡巴西时，受到的来自新闻界的质问是一致的：他为什么没有对纳粹德国的暴行发过声？

大学生质问托尔斯泰：“对于政府向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您不能再继续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您必须走出书房，开诚布公、态度鲜明，毫无保留地站在革命者一边。他们是多么残酷地打击我们的革命者。……腐烂在监狱中的人多于您庄园中的落叶。或许您仍不时为英国报纸写些关于生命神圣性的文章，但是您自己知道，在今天，言辞无法抵御血腥的暴政。……您一句话就能召集一支军队。您曾经让我们成为革命者，而现在，在这个成熟的时刻，您却谨言慎行，您的行为就是在纵容暴力！”

托尔斯泰：“我从未纵容暴力。30年来，我全部的工作就是与强权者的暴行作斗争。”

大学生：“可是结果呢？30年来，他们采纳了您的建议吗？他们给了我们什么？践行您使命的杜霍包尔教徒们，胸膛上吃了六颗子弹。您温和的规劝，您的书和宣传册改变了俄罗斯吗？您难道还没看清，您规劝人民宽容、忍耐，对这个千年国度抱有期望，实际上是在帮助统治者……沙皇的奴才不会因为您的基督而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卢布。”

托尔斯泰：“你们甚至在你们的宣言中将你们的行动称为‘神圣行动’。一种召唤仇恨的神圣行动。但我不认识仇恨，也不想认识它，即使是仇恨那些对我们的人民犯下罪孽的人我也反对。恶人的灵魂不会比那些受难的人更为安宁——我怜悯他们，但我不恨他们。”

大学生：“即便他们是我的弟兄，我母亲的亲生子，只要他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也会像对待一条疯狗一样将他打翻在地。我不会再以同情对待无情者！”

托尔斯泰：“暴力不可能建立符合道德的制度。暴力只能不可避免地催生暴力。你们一旦掌握了武器，将马上建立新的专制政体。你们不是摧毁专制，而是延续专制。……相信我，反对暴力的真正力量不是暴力。真正的力量是顺服，让强权无法得逞。”“你们真的相信，炸弹和左轮手枪能彻底消灭世上的邪恶？不，邪恶随后就会在你们身上发作。为了信念去受难，要比为了信念去屠杀，好一百倍。”

1942年，反法西斯战场即将发生重大转折；茨威格的疲惫已不足以支撑他的耐心，让他继续等待穿过黎明前的黑暗。如果说一个人经历过光明与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才算真正生活过，对于茨威格来说，他无需再次等待光明以及与光明一同降临的黑暗——下一个周而复始的重复循环。正如他所说，即使能够等到朝霞，他也已经不耐烦。

但他的自杀或许还有另一层选择的意味，如他所写，是“出于自愿和理智的思考”。茨威格是一位严肃的和平主义和人文主义者，不作空谈。从他的自传写作中已经可以察觉到，他自己不仅不再具有任何可以介入德国和欧洲事务的合法身份，而且已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对于战争和犹太人在“二战”中的命运发挥不了实在作用；军队比言辞更强大，屠杀已吞噬了语言。再回到他写托尔斯泰的《逃向上苍》。年迈的托尔斯泰虽然不同意年轻人，却被他们的自信、坚强和热血所打动。虽然这些大学生还不懂得，他们不过是为“一颗满是蛀虫的果壳，为一句空话，为了虚幻的理想”等毫无意义的仇恨和杀戮去献身，但他们藐视死亡和危难，准备微笑着迎接死亡，仅仅是因为他们乐于献身。托尔斯泰感到，他自己受到了教育，“我将摆脱我的软弱去践行我的言辞”。

一位作家通过死亡的受难，是否可以是语言对暴力的终极藐视和控诉？与在战场上抵抗的献身相比，作家结束生命的行动是否可以说明，追求和平并不比残暴的杀戮怯懦？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能够保持完整的自我和内心自由，是不是也是一种很高的艺术成就？这一死亡是否足以唤起思考：为仇恨和屠戮而消耗生命，是不是愚蠢和毫无意义的？正如茨威格在遗书中声明：“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就在茨威格自杀的这一两年间，他的多位友人和同事选择了自杀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