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陈晓

隐秘的角落

东至县城不大。这个位于长江中游的安徽县城地势平坦，如果骑着电动车走直线，一路穿过最近10年新开发的楼盘和大酒店，从城南逛到城北，大概只需要15分钟。

王艳华靠不同的学校来勾勒这座小城的模样。她是从农村来到东至县城陪读的妈妈，对她而言，首府、雅苑、国际大酒店这些崭新、洋气的建筑物，并没有那几所陈旧的学校来得熟悉。王艳华能快速理清城里学校的分布：城南边有一所中专，周围主要是服装店、饰品店；城中部，东至二中、三中这两所省重点中学和县实验小学，分布在马路环岛的三个方向。这是县城里的教育重地，也是经常拥堵的地段，学校周边的大小菜市场、文具店、日用品商店、小作坊较多，出租房“一屋难求”；再往北边走，还有另一个次重要区位，有东至一中、二中初中部和另一所小学。

中小学校的周围，无一例外地聚集着大量陪读妈妈。她们从村里或镇上赶到县城，在学校周边租下一间小屋，陪同孩子读书。除了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不少人还会额外打一份零工，用来补贴家用，或是打发孩子去学校后自己的大把空闲时光。

最近10年，社会学研究者关注到“陪读妈妈”群体。易卓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博士生，从2018年开始研究陪读现象。起初，易卓研究的出发点是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与家计模式。打工经济兴起后，农民家庭的典型分工模式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外打工，老人则在家务农。这种分工模式能使家庭经济收入最大化，也可以保持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当时，农村甚至有一句口号：半工半农，一辈子不受穷。

真正介入调研之后，易卓渐渐发现，农村年轻女性发生了“逆向人口流动”——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人口主要从中西部流向东部。但为了陪读，女性从务工的东部沿海城市，又返回中西部县城。她们以“80后”为主，大多是初中文化程度，曾经在江浙或广东一带的工厂里打工。易卓在湖北的几个县城调研时发现，陪读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60%。这个结果让他感到吃惊，“教育作为一个变量因素，竟能如此深度地改变农民家庭的劳动分工模式”。毕竟，在打工经济下，缺少一个劳动力对整个家庭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

大量陪读妈妈涌入东至县城后，城里的样子也在悄悄改变。王艳华感受到的最直接变化就是“房子”。她租下了距离儿子学校步行15分钟的一个出租屋。出租屋在一栋四层高的自建民房里，2013年左右建成，并不老旧，但内部空间却像早期的招待所，每层分隔出四个3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屋里有狭小的卫生间和厨房，王艳华摆上两张单人床、一张餐桌兼书桌、一个柜子，基本用完了有限的空间。这个小单间的房租是每年5000元左右。王艳华记得，大概是从10年前开始，县城学校的周边建起了许多相似的民房，“有的像宿舍楼一样，全都朝向一个方向，专门出租给陪读妈妈”。

一些原本开在村庄里的小型制衣厂、箱包厂，也追随妈妈们的脚步搬到学校周围。说是“厂”，其实更像小作坊，老板租下居民楼里的套房作为场地。厂里工作时间灵活、计件结算工资，雇用的员工一般不到20人。凭着曾经在沿海城市打工的经验，大多数陪读妈妈能轻松胜任这份工作。王艳华在一家箱包厂做缝纫工，除去做午饭、晚饭的时间，每天从早上7点多工作到晚上9点多。根据缝纫难度不同，每个包的工钱从5块到10块不等，王艳华一个月能缝出两三千元。

“陪读”让县城有了更多生机和烟火气息。复旦大学博士生殷晶晶曾在东至县城做过陪读调研，她常听当地人说，“整个县城赚钱就是赚陪读的钱。”在当地也能看到，县城里除了一些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围绕教育和陪读而发展起来的房地产、教辅和服装箱包加工等产业。而妈妈们之间流传的说法是，“一到放寒暑假，整个县城空了一半”。

陪读妈妈群体虽然庞大，但在县城里并不惹人关注，就像隐匿在县城角落里的一群“海滩人”。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长篇小说《暗店街》里描绘了“海滩人”的形象。他的一生中有40年在海滩或游泳池边度过，和避暑者、有钱的闲人聊天，身穿泳衣出现在数千张度假照片的人群中。但谁也叫不出他的名字，说不清他为何在那儿，也没有人注意到有一天他从照片上消失了。他留在这个世界的痕迹，只有沙滩上保留了短短几秒钟的脚印。

陪读妈妈们就这样安静地生活在县城里。白天，她们被吸纳进出租屋或工厂内。中午11点半、晚上5点半，她们离开缝纫机、放下手里的箱包皮料，从居民楼鱼贯而出，奔赴菜市场、出租屋，路上留下许多匆忙的身影。每年夏天，都有一批陪读妈妈离开出租屋，但新来的人又迅速填充了空屋子，覆盖上一任住户留下的痕迹。曾经打工经济下年轻父母和孩子分离的家庭结构，现在却在“教育”和“陪读”的名义下得到改变。这些“80后”乡村妈妈们，放弃了自己可能在城市中的经济收益，回到孩子身边，像一个枢纽，将分散的父母与孩子重新联结起来，并承受着在城乡夹缝间的焦虑和张力。

城乡之间

对王艳华的采访大多是在缝纫机“哒哒哒、哒哒哒”的声响中进行的，不时被一些前来查货、递货的声音打断。她的手一刻不停，这些缝纫动作像是肌肉记忆，即使分心和记者聊天，也不会出岔子。

追溯自己陪读之路的起点，王艳华把时间定在2006年，3岁半的儿子刚上幼儿园时。正是从那年起，她结束在外打工的生活，回到家乡，开始以孩子为中心。

“现在家里孩子少，宝贝得很呐。”她反复提到。1981年出生的王艳华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小时候，靠父母打零工和耕种几亩地，一家五口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王艳华读初中时，妈妈检查出有心脏病，再也干不了重活儿。家里经济捉襟见肘，王艳华只好在初二时辍学，即使她的成绩在班上一直是靠前的。“弟弟虽然成绩不太好，但男孩子嘛，初中肯定要读一点的。”她总是强调，对于辍学，自己并不遗憾，但又忍不住添上一句，“也没办法，家里条件供不起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的”。

16岁，王艳华开始了大城市的打工生活。她跟着村里人到了浙江的制衣厂。工厂生活辛苦，最初，车间里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像个大蒸笼。她要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一个月休息两天，几个手指头都磨出了茧子。但年轻的王艳华觉得开心，“花自己挣的钱，就像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

当时，比起干农活儿，这份工作显得现代了许多。“虽然比不上教师、医生、护士，好歹不用下地了。我们那里有采茶叶的人，大太阳下暴晒着，我肯定干不了。”她的技术和人缘好，在厂里“混得不错”。有一次，工厂没有按时结算工资，车间组长是个不爱管事的老头儿，王艳华被同组的七八个女孩推选出来，直接去找老板谈。“老板也没生气，后来我要走了还说，喜欢我这样爽快的人。”晚上下班后，即使已经累了一天，她也要抽空看几页爱情小说——离工厂不远处有一个小书店，办卡后，租一本小说只要几毛钱。

那是王艳华最自在的一段时光。后来，经人介绍，25岁的王艳华和同村的男子结婚，很快生了小孩。

看小说的兴趣淹没在繁琐的生活里，她的生活阵地也从城市转回了农村。孩子出生后，王艳华曾经外出打工一年，“我想趁他上幼儿园之前赚点钱，回来能给家里盖新房子”。正月十五出门，她埋头干到年底才回家。那一次见面，儿子不再像电话里一样乖巧，抱着妈妈的腿哭个不停，“让爸爸一个人赚钱就行了，你不要走，在家陪我吧”。王艳华看着小小的儿子，“很心痛，算了，在家门口打工吧”。

严格来说，那时的王艳华还不是一名陪读妈妈。儿子在离家不远的村小读完了小学，在那6年里，即使不主动搜寻，陪读经验依然从四面八方涌向她。她在村里打工，同样做制衣工作，收入比在浙江时少了一半。坐在厂里穿针引线，王艳华常听身边一起工作的妈妈们热火朝天地讨论，需要提前多久租房、哪里的房子价格更低。每到开学季，村里的妈妈们总会“消失”一两个，重新从乡村进入城里。

一切都是如此顺理成章。在乡村年轻妈妈们的心里，“陪读”是一条每个人都要踏上的路，区别只在于时间的早晚。

易卓调研后发现，陪读妈妈群体快速扩大的原因之一，是父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了。“这一代父母，通过打工走出了闭塞的老家，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流水线上的生活是繁重、枯燥而又压抑的。他们吃了很多苦，已经隐约或者明确地意识到，教育是改变生活水平和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

殷晶晶同样在访谈中感受到了年轻父母的观念变化：一位爸爸告诉她，自己在外谈生意时，会因为没有文化而受骗；另一位爸爸做生意挣了些钱，为自己的生意头脑沾沾自喜，不太理解表妹花了十几年时间念书，但他后来发现，表妹一毕业的工资就比自己高出许多。“‘80后’是见证学历分化结果的一代人。他们以身边的人为参照，发现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深刻影响了大家的人生轨迹。”

不得已的选择

向上走，让孩子到更好的学校去念书，成了大多数家庭的目标。一名东至县的乡村小学教师告诉本刊，自己入职10年，如今学生的人数比当时少了近一半。其实，村里小学的条件在变好，每隔几年就会有新老师入职，都是正规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学校硬件设施也在改善，课桌椅、宿舍、多媒体设备分批次更新，“但还是留不住人，家长看别人去了城里，都怕自己落后”。

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均衡仍是现实。相比于村镇，县城里的学校集中了更多资历深厚的教师、更优质的生源。各层级学校能获得的教育资源也是不同的。学者葛岩在论文中对2009～2018年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数据做了分析后发现，由于经济水平不同，不同省份之间，省、市和县的义务教育阶段经费投入明显不均衡。在东至县城里，差距同样存在。2020年的数据显示，县城里的两所重点中学获得的财政拨款是乡镇中学的2到3倍。

更何况，村庄不再是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以前我们也讲留守村庄，但整体还是比较热闹，老中青三代人都有，社会交往频繁。”殷晶晶告诉本刊，如今的情况和以前不同了，她印象深刻的是，在东至县的不同村庄走访时，村里常住最多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的留守是‘真留守’。村庄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完整，小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会缺少社会见习和教化的过程。”

即使父母愿意把孩子留在村里读书，现实条件也不一定能满足他们。2014年底，在王艳华的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时，村里中学因为人数太少，被合并到镇上。“撤点并校”是我国从2001年开始的一场改革。为了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对生源少的临近学校进行资源合并，让村里的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但镇上中学离王艳华居住的村庄有20公里远。村民们试图“挽回”学校，几十户人家一起写了联名信递交给镇政府，希望不要撤学校。“去镇上，我们只能租房子陪读，开销变大了。而且二孩政策刚放开，有的家庭两个孩子年龄差距大，如果撤了学校，妈妈没法同时带两个孩子，总有一个孩子要转校。”王艳华说。

联名信没有起效。孩子小学毕业后，摆在妈妈们面前的选择有两个：让孩子住校，或者自己租房陪读。

和村子里大多数年轻妈妈一样，王艳华也选择了后者。她不放心让儿子住校，儿子念小学时，因为下雨天把衣服、鞋袜都弄湿了，回到家也不懂得换掉湿衣服，后来得了一场重感冒，发高烧。“现在的孩子自理能力很差，住校后老是生病，成绩不就得下降？这个年纪还爱挑食，初高中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学习不行也就算了，个子长不上去，是一辈子的事。”镇上的初中配备了学生宿舍，却基本空置——班级里五十几个人，住宿人数不超过十个，到初三时只剩下四五个。

妈妈的世界

没有公公婆婆搭把手，丈夫常年辗转天津、江苏等地做木工，陪读的小世界里，只剩下王艳华和孩子，而孩子是这个小世界的中心。

王艳华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找到一份能同时照顾好儿子的工作。求职时，雷打不动的条件就是灵活的工作时间。王艳华到珠宝店做过兼职卖货，店里上下班时间卡得紧，偶尔有客人在饭点来，也无法抽身离开。她还在镇上的商业街摆过煎饼小摊，只不过一个月，就决定收摊了——在东至，人们把煎饼当早餐，王艳华需要凌晨五六点起床准备，这和她为儿子准备早餐的时间是冲突的。后来，王艳华有了经验，先在电话里和老板谈妥了上班时间问题，再去见面。她在镇上一个快递点工作了两年半，负责在店里收发快递。

她的一天被午餐、晚餐时间分割成三块，再用家务活、工作去填满。每天早晚，王艳华会给儿子准备好一杯牛奶。儿子不爱吃苹果、梨，她就在网上买新上市的猕猴桃、芒果等应季水果，一斤能比镇上的水果店便宜好几块钱。下班后，她先赶到菜市场买新鲜的牛肉、鸡肉，有时也买土鸡和鲜虾。

在学业上，王艳华比许多妈妈付出了更多心力。儿子刚上小学时，常常听不懂课堂上的拼音、数学应用题，回家后把练习册摆在桌上，大声喊她。“那个年龄段，孩子眼里的妈妈就像超人一样，什么都会。”这种依赖感让王艳华满足。她是一个爱笑的人，尤其是聊到与儿子的互动时，哪怕再小的细节，都会忍不住笑起来。王艳华早就忘光了小学的知识，她拿着语文课本去找村小的老师，从拼音读写开始重新学起。“过了20年，我终于把小学知识系统地学了一遍。”每晚，儿子把不会做的作业题标出来放在桌上，晚上9点多王艳华下班回来，一道题一道题地做。弄懂以后，第二天早餐时再给儿子讲解。

对学业的重视也让她时常焦虑不安。“成绩靠前的学生，老师才会盯得紧，下滑了也会通知家长。我很怕接到老师的电话，自己读书时都没那么怕过。又怕老师不打电话是不重视孩子。”上了初中后，儿子的成绩常常波动，有一次因为买了平板电脑贪玩，成绩在班里下滑了十几名，王艳华“急得头发都白了”。

但初中的课业难度已经超出了她能辅导的范围，“只能托给老师了”，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和儿子的交流上。进入青春期以后的男孩不再和母亲亲密如前，和王艳华的开朗热情不同，儿子的性格随爸爸，内向、话少，很少主动和妈妈谈起学校里的事情。有一次，王艳华在饭桌上说到儿子的物理成绩似乎比上学期下降了好几名，他才说起自己这学期已经当上了物理课代表的事。“你看，当了好几个月才告诉我，还是为了反驳我的批评。当妈妈的真得多主动走近孩子。”

她关注了七八个教育类公众号，“上面常有专家发文章，教你怎么和青春期的孩子相处”。她最骄傲的一件事是成功处理了儿子的早恋问题。那时候，王艳华在快递收发点工作，常有学生和家长来取快递。一来二去，她听说“班上所有学生都在谈恋爱，没有对象的人很另类”。王艳华一下子想起来，儿子每天上学前，都要花上十分钟在镜子前摆弄发型——十分钟，对初中生来说是奢侈的。和好几个同学打探核实后，王艳华才回家“诈他”。饭桌上，她问儿子：“班上的女生是不是都爱问你数学题？”

儿子有些慌乱，搪塞了一句：“还好吧，好像是经常有人来问。”

“那个叫×××的女生是不是也爱来问你？”王艳华开玩笑地说出了那位“绯闻女友”的姓名。

“偶尔，偶尔。”儿子涨红了脸，只顾着低头夹菜。

“这个时候呢，还是学习要紧。要是成绩不行，以后找不到好工作，也不好意思跟女孩子说话呀，你说是吧？”点到为止，王艳华结束了话题。

母子俩都没再提起这个话题，儿子的状态和成绩也慢慢归于正常。王艳华对自己的这次处理是满意的，“公号上面说了，堵不如疏，越堵越要出问题的”。她总结自己的心得时，语气里也有了教育专家的样子。

日复一日的忙碌里，王艳华也感到疲惫。她曾发过一条朋友圈：“真想把他像足球一样，一脚踢进大学的门里。”采访的一周里，她只拥有过一个稍微清闲的下午。那一天，父亲从村里赶到县城看病，王艳华请了一天的假陪他。吃过午饭，把父亲送上回老家的公共汽车后，王艳华赶回家洗了衣服，终于能在椅子上坐下，放空一会儿。其实，陪读的生活里，她也有过其他选择。曾经工作过的工厂老板联系过她，请她回工厂当小组长——再往上干几年，就能慢慢升到工厂的管理层了。“是挺心动的。但是万一把孩子搞砸了，挣再多钱有什么用？”王艳华拒绝了。

好在儿子争气，2021年中考时考上了县城里的省重点中学。王艳华的陪读之路又向县城继续延伸了一站。如今，她对陪读生活是满意的，即使讲到自己的忙碌和压力，也总是伴随着一阵笑声和成就感。儿子能考上一所好大学，毕业后回到东至县或市区里，考一份公务员、老师等体制内的工作，这是她的全部憧憬。

选择

并不是每个陪读妈妈都像王艳华一样幸运。实际上，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县城“陪读妈妈”这条路是付出很多，但收益不高的险路。这些“80后”乡村女性们，以自己的经济功能和自由作为交换，希望帮孩子从教育路径获得安身立命的能力，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但生活的复杂性，不是完全能靠教育解决的；而教育的复杂性，也不是完全能靠她们的经验和资源解决的。

今年42岁的陈霞已经把儿子送进大学，结束了5年的陪读生活。儿子上的是一所省内大专院校，在陈霞看来，这是自己陪读失败的见证，往严重点说，自己是一个“不成功的母亲”。她至今仍充满了遗憾、困惑和不甘：“别人陪，我也陪；别人的孩子读出来了，我的结果怎么是这样？”

陈霞的经历和王艳华相像。生长在东至的村庄里，初中辍学到浙江的电子厂打工，然后结婚、生子。儿子上幼儿园时，陈霞舍不得把他留在老家，自己又不愿意回东至，“家里工资太低，挣多少花多少，没意思，想在外面多坚持几年”。她把儿子带到了浙江，在工厂附近的私立托儿所上学，一直到孩子上小学后，母子俩才一起回到村里。

她同样精心照顾着儿子的饮食起居，在学业上却显得无能为力，“我连初一都没有念完，没有能力教他做作业啊”。陈霞辍学早，对“知识”有一种敬畏感和距离感。聊天中，她不断问本刊记者，是否知道“专科还有什么办法能上研究生”。小学一二年级，儿子的数学成绩总是只有七八十分，听说厂里其他妈妈的孩子能考90分，陈霞心里干着急。她想到了补救办法：一个远房叔叔是退休老师，可以请他为儿子辅导数学。每周末，陈霞骑自行车驮着儿子，跑七八公里路到亲戚家补课。

儿子小学毕业、陈霞搜寻镇上中学周边的出租房信息时，一个念头在她的脑海里闪过：自己能不能不去当陪读妈妈？但她很快打消了这个想法，“其他人都去陪，我不去，别人背后指不定怎么说我呢”。丈夫独自留在浙江打工，她有一次打电话时开玩笑地试探：“让儿子住校，我出去打工怎么样？”丈夫很温和，但也很坚定地劝她：“赚钱的事情我来搞，你把孩子带好就行了。”

这是大多数陪读家庭里的角色分工。陪读妈妈打零工贴补家用，爸爸在外打工。“陪读家庭里的丈夫常常要做更繁重、高强度的工作和延长务工时间，来弥补妈妈退回县城后家庭收入的减少。家里的经济权一般掌握在妈妈手中，有助于缓解她们的不安全感，也是目前形势下寻求平衡夫妻关系，维系家庭完整的一种方式。”殷晶晶对本刊记者说。

其实，即便丈夫同意陈霞外出打工，她也不敢冒这个险。妈妈们听说过太多留守孩子学坏的故事。“某家的孩子，妈妈等到高中时才回来陪读，晚了！每天都要到网吧里去把孩子揪出来，孩子还敢跟妈妈动手。”陈霞只有一个孩子，这是她无法承担的风险。在调研中，殷晶晶也确实见过这样的案例。“和以前相比，现在农村家庭未成年小孩沉迷手机的现象比较严重，爷爷奶奶很难监管。有一位妈妈接到老师的电话，‘你要是再不来陪读，这孩子就彻底毁了’。”

但陈霞的陪读生活过得磕磕绊绊。初中时，儿子陈孟的成绩总是上不去，陈霞又一次给他报了课外辅导班，每周上两次课，一个月花2000元，正好是她打零工能挣到的工资。陈孟对学习总是吊儿郎当，陈霞看不惯，但无论是絮絮叨叨，还是许诺成绩进步能有奖励，都没有奏效。有一次，半夜1点时，陈霞发现儿子还在被窝里用亲戚送的一部旧手机上网。她感到“血直往脑袋上冲”，抢过手机摔在地上，又随手抓起枕头打儿子。压力在那一刻全都释放出来，“我心里憋屈啊，没意思。钱挣不到，孩子也没带好，觉得自己很失败”。

某种程度上，孩子的学习成绩是检验陪读妈妈成果的重要标准。陪读妈妈似乎成了孩子成长的“唯一责任人”。殷晶晶见过许多被这种压力折磨得喘不过气的母亲。有一次，在湖北一所私立中学附近，一位妈妈还没说两句话就哭了。她的丈夫身体不好，一年只能挣四五万块钱。在女儿的要求下，他们花三万块钱让女儿上了本地最好的私立高中，但孩子的成绩却没有任何起色。“妈妈很无力，很煎熬，也很迷茫，生活好像没有盼头。”残酷的是，大多数时候，陪读的效果并不理想。“许多人并不懂得如何与孩子相处。成绩出现波动的时候，家长会比较焦虑，更多时候还是靠说教。如果孩子对压力敏感，反而会让亲子关系更为紧张。”

在“被逼疯”之前，陈霞与现实和解了。她和丈夫商定，“只要孩子不学坏、走正途就行，成绩的事情顺其自然吧。”庆幸的是，陈孟确实是个开朗、成熟、有礼貌的小伙子。他已经是大一的学生，在学院的学生会里负责外联，每天忙忙碌碌。回忆起妈妈陪读的日子，陈孟有些心疼陈霞：“挺不容易的。别人都有家长陪，如果她不来，我肯定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她来了，又总是啰嗦，我不爱听，就和她拌嘴。”

在陈孟高二暑假时，陈霞做出了一个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决定。那时，村主任问她，是否愿意回村竞选妇女主任。这个提议让陈霞心动。年轻时，她的一个小姐妹做过村干部，让陈霞十分羡慕——在她眼中，村干部是个有编制的铁饭碗，是有高中学历的小姐妹才能得到的职位。但她纠结的是，自己还没有完成陪读的“本职工作”。这一次，她先询问了儿子的意见。“我真心劝她回去。到这时候了，陪不陪真的无所谓，成绩好赖都差别不大了。”陈孟告诉本刊，高中时自己只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对高考其实并没有太多期待。“反而是她，又忙又紧张，不如去做点别的事情。”

陈霞最终找到了一个折中方案：每周末，她拎着大包小包来一趟县城，给儿子送来用保温桶装着的在家炖好的汤和肉，还有一些水果、牛奶。如愿当上村干部后，陈霞觉得“生活又有劲儿了”，她每天忙着去村里、镇上开会，去村民家走访，像鱼回到了水里一样自得。

如今聊到陪读经历，陈霞依然忍不住叹气、自责。她回忆，在陈孟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自己几乎不敢串门，生怕别人提起高考成绩。“在做妈妈这块儿，我真是比别人矮一头的。很遗憾，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付出了很多，却好像没什么回报。”回村工作前，她告诉房东，自己要退租了。没多久，房东带着另一对母子来看房子，孩子刚刚六年级毕业，马上要来县城上初一。那时的陈霞看着这个温柔、仔细地询问房子细节的妈妈，心想，如果自己重新回到这个阶段，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很快，她又清醒了过来，“可别了，我一想到还有那么多年，真是会疯掉”。

（文中王艳华、陈孟为化名，实习记者黄韵潇、胡兰玥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