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小兵 图/谢驭飞

少年时看过一部叫《海峡》的日本电影，说的是日本建造青函海底隧道的故事。由高仓健扮演的隧道工与吉永小百合扮演的小酒馆的女老板相爱了，但电影中没有搂搂抱抱的激情场面，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高仓健乘船离开的时候，穿和服木屐的小百合跑来送给他一条自己亲手织成的玫瑰红的长围巾，并踮起脚替高仓健围在了脖子上，彼此甚至没有说一句绵绵情话。多年后，那条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建成了，高仓健的短发也已经花白，他与小百合没有再见面，一直陪伴他的只有那条已经有些破旧的、玫瑰红的长围巾……

如今这样的爱情故事似乎在“新生代”中间已经很难发生了。美女们哪里还有时间给男孩子织毛衣，就算下定决心开了头，空闲的时间实在少，等到半年之后完工，穿这件毛衣的人可能早就拜拜了……

相比起来，在传统的东方式的亲情和爱情故事中，女红却常常在充当最重要的一件道具。“赠我毛线衣，是君亲手织。仿佛君在旁，拥抱不相释。”这是郭沫若先生一次离家远行时，写给妻子的一首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朝孟郊那首著名的《游子吟》——爱人间的柔情蜜意，母子间的浓浓亲情，无不在女红中得到深刻而又浪漫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