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坦利·费希 )

从解构到文化研究

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35岁的德里达宣读了一篇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论文，解构主义由此开始进入美国。80年代初期，法国学者还没有搞懂德里达的意思，美国教授文学的教师却日益接受了他。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说，德里达的著作在美国著名大学的文学系而非哲学系受到特别关注（主要有耶鲁的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保罗·德·曼和哈罗德·布鲁姆。除耶鲁大学外，解构主义的中心还有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这是因为德里达的理论使文学批评这一职业获得了正当性，“美国本土的自我怀疑构成了美国大学广泛接受德里达的背景，同时还有新批评的瓦解。文学批评是这样一种典范的方法，它通过克服在场的形而上学思想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承担起了一种普世性的传教使命”。但哈贝马斯又认为，德里达把哲学思想转变为文学批评，致使哲学思想失去了创造性和积极性，德里达在美国大学文学系的追随者让文学批评不再关注如何掌握审美的经验内涵，而是关注形而上学批判，文学批评就会失去判断力。

不管文学理论如何转变，它总要考虑，它应该关注人文价值还是方法论，关注文学本身还是历史背景，应该晦涩还是通俗。威廉·德雷西维茨概括说：“大学从19世纪中叶以来，古典主义者被人文主义者取代，人文主义者被历史学家取代，历史学家被批评家取代，现在批评家又被理论家取代。过去20年间，文学理论又从单纯的修辞领域的解构回到了历史主义：后殖民、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