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东然）

( 电影《鸡蛋和石头》剧照 )

南方早春，昏晦冷湿，连姚红贵身上穿的红羽绒夹克，也似饱浸着凉意。她读初中二年级，父母外出务工，因此是住在姑姑家里，平日与矿上做工的年轻人阿九要好，常为住在矿上的他送去些鸡蛋。阿九擅长刻章，拿石头刻了个“红”送给她。这是些单纯的美好，却无助于红贵心头的重负，迟迟不来的月经如醒不来的梦魇，步步紧逼地把这个14岁的少女推入绝望。

从荷兰鹿特丹的千人剧院，到西班牙小城拉斯帕尔马斯，乃至北京的艺术中心与大学院校，每场映后交流，先起身提问的总是男生，从不解似悬念般贯穿始终的小孩究竟是谁所为，到质疑反反复复出现的卫生纸为何不是别的什么，问题可谓千奇百怪。“女性观众则相对沉默一些，一方面这是作为禁忌而闪躲回避已久的话题，沉默是下意识的选择，另一方面她们更容易分享这样的困境。”黄骥不否认，《鸡蛋和石头》中的性别差别。

女性主义是最容易给出的结论，无论获奖之后的影评报道，还是现场交流时的观众感言，几乎都是从此说起，却没有更贴切的词语能表达《鸡蛋和石头》的与众不同。从剧本开始，黄骥试着完全遵照女性的身体感受去结构少女目光延伸出的时间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