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小贝）

( 《强迫症的历史》 )

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城市居民可能会注意到一位秃顶的老年绅士一边孜孜不倦地盯着大街上每一个从他身旁走过的姑娘，一边在衣兜里鼓捣着什么。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在采取行动的好色之徒，而是一位科学家在搞研究。1908年，86岁的探险家、优生学家、心理测量学的先驱弗朗西斯·高尔顿在自传中说，他那是在绘制“美女地图”，在口袋里用针在一张纸的不同位置扎孔，在纸上写下地点和日期，记下他遇到的女性是“有吸引力、一般或令人生厌”（地图显示伦敦的女性最可爱，阿伯丁郡的女性排名最低）。高尔顿一直热衷于搞这样的研究，他的箴言是“一有机会就做计算”。在皇家地理学会的会议上，他会通过计算坐立不安者的数量来估计会议的枯燥程度；在非洲他用六分仪和卷尺计算远处的霍屯督女性臀部的大小。

高尔顿的种种行为是值得表扬还是属于怪癖？是科研还是发疯？美国学者伦纳德·戴维斯（Lennard Davis）在《强迫症的历史》（Obsession：A History）一书中认为，说它们算哪一个都说得过去。随着科学占据主导地位，生活变得更加专业化、标准化和机械化，一个世纪之前会被视为古怪的行为将变得更加常见、更加众说纷纭。

戴维斯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介绍“书写狂”，一种不停地写作的疯狂举动。他说，19世纪那些伟大的小说家从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活动：连续、大量地生产文字。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20部《卢贡-玛卡尔家史》都想创造出一个虚拟世界，左拉曾在壁炉上刻下一句话：“无一日不创作。”这些作家知道他们在为强迫症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他们能接受这一代价，其他人也把他们奉为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