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价值、立场和追求。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

金庸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我用中国语言写中国故事”。

金庸有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

尤其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其中蕴含某种政治寓意，跟他写作时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有关系。所以我说金庸是一个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得到比一般小说家更多的关注

某种意义上，只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必须把《明报》的视野带进来。在几个新派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他是有《明报》事业垫底的武侠小说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报》是个很重要的舆论场所。中央政府关注他，也是这个缘故，通过金庸的“社论”，可以了解香港舆论导向

他这么大的名气，如此体察人情，实在不容易。

陈平原回忆，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与严家炎对金庸的高度肯定，在当时引起争议。除了见诸报端的评论，学界私下的议论更为痛心疾首：以批判鸳鸯蝴蝶派起家的北大，如何背叛新文学传统开始接纳通俗小说？其时，不光是学界，即使金庸本人谈起武侠小说也满是谦抑：“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饶有趣味的是，金庸本人更愿别人称他为小说家，而不是武侠小说家。

1996年，我撰写《通俗小说在中国》，就从金庸风波说起。在这篇文章里，我谈及人们对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小说的普遍歧视，其根源是“五四”时期所构建的“新文学神话”。几十年中，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陈述，通俗文学被挤压到几无立锥之地。而这种对通俗文学的故意抹杀，近年来不断受到学界质疑。如何论述以及评价高低是一回事，大学课堂刻意回避通俗小说的局面，终将被打破。

严老师在授予仪式上发表的那篇《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也引起比较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一个针对的是严老师的论述；另外一个针对北大的举措——作为新文化的提倡者，当年以批判鸳鸯蝴蝶派崛起，现在回过头接纳通俗小说，你怎么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