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金庸的小说并未拘泥于这一稳定的结构。相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推陈出新，或有新颖的情节，或诞生令人过目难忘的丰满人物，或在叙事结构上做新的尝试，或呈现对人性和历史的新思考：《射雕英雄传》的乱世之苦和侠义，《神雕侠侣》的爱情，《笑傲江湖》“三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中的人性的悲剧”，《天龙八部》冤冤相报的命运的悲凉底色，《鹿鼎记》对国民性和文化的反思和讽刺……一路读下来，不仅是酣畅淋漓的快感，金庸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思考也层层深入。

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乡愁般地将中国文化重构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江湖”是一个动荡而且充满暴力的领地，构成了争权夺势与政治斗争的场所，并与朝廷发生关联。

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金庸虚实相间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大拓展了香港人阅读的想象空间，纵深了历史记忆。武侠行踪在江南、中原、塞外、蒙古草原、大理国、帝都之间铺展游移；小说里的人物与思想，在朝与野、涉政与隐退、向心与离心、顺从与背叛、大义与私情之间寻求着平衡，思考着普遍的人性和古代历史的规律。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既与香港时兴的以探求身份为主线的本土文学交相辉映，又以香港为枢纽，向全世界华人群体传播，构建了一个辽阔的、文化意义上的“想象共同体”。

后来阅读到金庸为《碧血剑》在1975年补写的学术性文章《袁崇焕评传》。那时，他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已有3年。《评传》里袁崇焕与崇祯皇帝的性格冲突固然充满张力，但造成英雄命运悲剧的复杂隐秘的力量，又非普遍的人性可以解释，那种集体无意识又人人娴熟运作的权力算计，功夫之深厚，恐怕只能叫几千年的政治文化更合适

金庸非常擅长在武侠小说里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传奇糅合在一起写，创造出一种半史半奇、亦真亦假、虚实之间的故事境界；

常

这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现在成了被讲述的故事

这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现在成了被讲述的故事。

20世纪50至60年代，金庸与当时香港本土文化所关注的身份问题相呼应。香港人的身份是存在于英国和中国两大传统文化之间的特殊身份，那时大陆共产党与台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也势均力敌，香港人在这些强大的多重力量当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场，也存在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