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焱  晶晶）

( 刘小东《空路》 )

1992年4月22日，祝君波和同事薛锦清、张志成带着30幅书画到香港。他的身份是上海国营文物商店朵云轩的经理，来香港参加艺术品拍卖会。一拍完，这个老文物晕了，完全没想到，平时在朵云轩卖几千元、几万元的书画，到这里只是换个买卖方式，成交价就翻上去好几十倍。张大千一幅山水画200多万港币，程十发的梅花图39万港币，“我从来没有看过30张书画能卖到几百万元。在家我们是一堆堆地卖，100多张才能卖到五六十万元呀”。当天晚上，3个初次尝到拍卖甜头的人在新华社驻香港招待所里决定了一件事情:回去成立朵云轩拍卖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祝君波这些人身处的内地市场还没有脱离七八十年代的框架:文物交易都由国营文物商店垄断。收藏家马未都曾在一篇访谈文章里回忆北京70年代末的情形:国家恢复向民间收购古玩旧货，北京国营文物商店设收购点，每天早晨不等开门，外地农民已经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老瓷器在那里等着，排的队伍足足有一里路长，一个清初的青花大瓶收购价才10块钱。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的文物商店实力最强，各有几家，其他都是每省一个。

上海三大家:文物商店、友谊商店和朵云轩。“当时我们国营商店就想着怎么多买一些文物回来，但从老百姓、收藏家手里买画再卖出去这种销售方式越来越不行了，因为必须有很大的资金能力才买得下来。”更大的问题是，很多人觉得国营商店盘剥太厉害，能卖10万元的只给2万元，很多人就不愿意将东西交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