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的真实

姜文的不亦乐乎影视工作室在北京东三环亮马桥的一栋办公大楼里。我们到时他还未到。会议室门上贴着他的毛笔书法，“记得当年草上飞”。门边白墙上挂着一张镶了框的剪报，标题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从内务部街开始》，介绍姜文所住的内务部街11号院，还钩沉了内务部街20号梁实秋的出生地址，北京市第二十中学，以及和内务部街相连的另两条老胡同——演乐胡同和本司胡同。他即将上映的新片《邪不压正》所依据的小说《侠隐》，写的是干面胡同，也在东城区这一片儿，离得不远。姜文的新电影拍的则是内务部街11号。

会议室朴素敞亮。飘窗上陈列着出版机构“理想国”出版的很多书：全套的中苏关系史和“冷战史”，关于朝鲜战争的《最寒冷的冬天》，沈从文传记，以及如《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和《照夜白》这样的书，关于北京生活的诸如《唐鲁孙谈吃》，和《爱因斯坦的拉普拉斯》。靠墙小方桌上散落着《雪域求法记》《北京四合院建筑要素图》的书封，也许是阅读中拿走了瓤；书封下压着一本精装《大壮营造录》。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窗户对面那张日本人于昭和十三年（1937）四月印刷的《最新北京市街地图》。这张泛黄的地图板立在那里，决定了会议室讲台的方向。这是新片《邪不压正》所用的地图资料之一。后来得知，那时中国还没有绘制过精确的城市地图，电影里为复原和营造老北京这一带的地形，除了依据这张日本人所绘地图外，还用了咸丰、同治年间的老北京地图47张和民国时期美国人伊萨克·甘博尔（Issac Gambol）拍摄的老北京图片。

姜文走了进来。白T恤，牛仔裤，挎着书包，戴着黑色椭圆框眼镜。简单几句问好，他带我们到会议室对面的后期室，坐了下来。助手端来一杯咖啡，即将公映的新片“还有好多没弄完的地方”。他开始工作——

幕布上打出的第一帧图是一幅屋顶世界的景象，北京院落的穹顶，它们的屋脊和屋檐，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波浪，一波波向远处推去，城楼则如小岛漂浮在湖心。这是电影人物“往南跑”的一帧图。姜文用激光笔指着说，那些城楼“是往南的城楼。这是狐狸塔，就是东南角楼”。他做了一些微调，“现在光有点问题”，“偏右一点”，“三个地标颜色应该深一点，这个应该比哈德门高。这个楼和哈德门在一条线上，把哈德门做得偏里了，像是哈德门跟箭楼在一条线上，不对。这个角楼相当于两个这样的楼做成梯形，它实际上是个箭楼，可以往外射箭。上边的设备可以做得清晰点儿，因为是金属的，甚至可以做得亮一点，绝对不能小”。

另一帧画面是在西安拍摄的城墙，是正在城墙上走动的人物的背景。“地标太虚了，尽管从镜头的焦点来说，的确该这么虚。西山远一点，轮廓别这么清晰。……山作为天际线，很容易让人感觉是下坡了，西山没这么明显。”“13米城墙围成一圈，里面显然凹进去了一层，它不会凸出来。”再到下一张，“人的数量不够”。接着说墙的颜色，“涂的色太黄了，长期踩的话，应该发白一点”。下一张又找门，“门现在看不清，应该是黑白两色的木栏儿”。再下面一张是实拍地，有一棵真的树，姜文说：“铁路钢轨能让它泛点光吗？现在都生锈了，老走车的不会这么锈。”

就这样看了十来张图。见面头20分钟里，这是姜文给我留下的短却悠长的印象：诗意而精确。这个印象让我想起姜文在一本叫作《长天过大云》的书里，被记录下的一段话：

“音乐一起的时候，黑了的画面，就渐显成小队长和唐老师的生前照片。这些照片不是普通的照片，都是用摄影机拍摄，然后剪下来的那么一格，也就是二十四分之一秒的那么一个瞬间，都是极有动感的，把这两个人——一个40岁，一个18岁，从死的时候一直倒退到出生的时候。”

这是姜文讲述后来成为电影《太阳照常升起》那个故事的录音，是在不亦乐乎工作室里讲的、录的。那时工作室地点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现在，看到姜文与这些二十四分之一秒的一个个瞬间打交道的方式，我开始对“电影时间”与“真实时间”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

他是一个素材量非常大的导演。《邪不压正》的主创人员告诉我，这部电影所有素材加起来大概400多个小时，3个机位，而成片只有2个小时，素材比例达到了35∶1。35∶1，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用剪辑师张琪的话说，这是电影“丰富的层次”。“横向层次是节奏的丰富程度，即情节跌宕；纵向层次就是电影素材量很大。这种大不是每个角度都拍，而是说，永远不会让一场戏只讲一件事儿。”距离《邪不压正》即将首映还有不到20天时，姜文还在考虑着没录完的音乐和没做完的特技，比如有轨电车“该多旧”的问题。对这种单个素材，他有很精确的要求：“有轨电车这么长的板，从这边到那边怎么也得八九十捆，每一棵木头可能都不是一棵树也不是一个年代的，被垫成木板了，刷上漆会产生一个反应，然后这个再与天气产生反应。如果有90块木板，时间长了它可能起码有80种颜色，现在只变成了黑色或脏色，肯定不是一个旧的质感。”制造加工方问，时间是不是来不及？姜文说，你先给弄好了。他说自己拍电影，“搭进去的时间都是真实的”，以此可窥得一斑。

采访间隙，他让我们去另一个房间看《邪不压正》的素材。电脑屏幕上，我们看到了在云南杏林——昆明机场以北的喀斯特地貌上搭建的北京院落。工作室的人员介绍说：“这里有温泉度假村，有石林景观。”搭建的时候，他们把北京特别有意思的房顶基本都放在这里头了，“类似这种三联搭，一进的，二进的，包括牌楼，全都有”。这个搭建的北京城比一般的胡同要宽一点，因为要有聚集感，要能在楼顶上跑，还有轨道，脚手架上面搭木板，人就可以在上面和联搭的屋檐间行走。在电影里，就是借这个位置拍他们在房顶上骑车的。电脑屏幕上，我们看到彭于晏骑着单车，在屋顶上连续流畅地骑行而过。《侠隐》里关巧红的裁缝铺搭建成比较西洋式的气派塔楼；还有一幢宏伟的白色西式别墅，形似白宫或市政厅。这个外景只是临时搭建，实际用的在北京南六环大兴还搭建了一个，“把这些木板拆掉以后，下面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北京城”。

导演和作家有根本不同。电影工业是集体的劳作，导演需要为身边的所有人负责，艺术上的、组织上的、财务上的。为了展现地图上和记忆里的北京城，姜文用好几年组织施工队伍，一砖一瓦地把城搭建了起来。姜文说他是“用头脑工作的人”，必然需要“强大的理智和耐心，才能做电影”。小说家用笔下的文字再现北京梦华录，导演却在云南搭建了一个4万平方米的院落，都是真材实料的房子，存在于物理世界。姜文说，云南的天空更接近80年前北京天空的气象，“北京有时雨后的天空很神奇，说不清是哪儿”。即将在荧幕上呈现的京城屋顶世界上的天空，就仿佛穿越了80年时空，浮现在我这个听者想象里的视线中，带着质感与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