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畅   张从志

救援接力

2018年7月8日晚，普吉岛沉船事故已过去三日，普吉市中心的行政医院没有之前的喧嚣，一楼空空荡荡，除了偶尔从窗外传来一阵雨声，只有当地孩子在大厅里嬉闹的声音。三个身板结实的中国小伙儿从他们身旁走过，走在前面的一位有伤，穿着病号服，双臂裹着石膏和绷带，神情稍显落寞。三人是“发小”，他们在窗边坐下，相互轮番地交谈。

离他们不远处，一张桌子上围着六七个人。他们24小时轮流驻守在这里，为伤者和家属送吃的，准备材料。他们的胸前挂着志愿者的牌子，但电话都是桌子上固定电话的号码，名字都是团队的名称“小孔”。

王恬是其中的一位，坐在椅子上，她的目光温柔，总望向远处的三个孩子。她告诉我，那三个孩子是“发小”，走在后面的两个没有受伤，但一直陪着伤者。他们彼此要好的一共有五人，另一位因腿伤不能下楼，还有一位丧生在海难里。“本来我也在事发当天出事的船上，恰巧误了机，晚一天到达普吉，听房东说了沉船的事，因为学过心理咨询，来到医院申请为伤者提供心理辅助。”她征得孩子们的认可后，慢慢与他们谈心，“伙伴去世，他们状态逐渐稳定，有一个孩子之前尤其还不爱说话，晚上还会做噩梦”。

像王恬这样原本来此旅游，后来成为志愿者的人不少，更有特意从外地赶来支援的华人。中国电建水电的员工穿着灰色的短袖背心，成批地为各方负责翻译，而独自前来的华人与泰方的志愿者和协助的官员一道，遍布在与沉船相关的所有公共场合，在普吉机场，他们出现在出口“遇难者家属接待处”的标志旁；在收治重伤员和安放死者的瓦齐拉医院的二层，他们围在遇难者家属的身边，倾听家属的痛苦。

“我们这些华人志愿者分工明确，像这样500人的志愿者微信群有七八个，救援发生任何情况，我们全都知道。”距离医院8公里外的查龙湾码头路口，一家名为“凤凰”的中餐厅的屋檐下，拉着“7·5普吉海难家属援助站”的条幅。白底黑字的条幅下，挂满一排鲜红的中国国旗。与几百米外的码头边，每日被层层官兵、媒体、志愿者包围的椭圆形搜救指挥中心相比，这里看上去清净得出奇，老板于海因码头旁的项目，在普吉工作多年，仍操着一口京腔，他慢条斯理地向我讲述他的“运筹帷幄”和志愿者的运转，他的店是运送食物的补给站和志愿者的休息点，类似的救援点在普吉还有不少，“翻译、接站、做饭、送人，我们样样齐全。有两个从曼谷过来的志愿者在机场做翻译，他们晚上11点多回来，就住在我家里”。

于海告诉我，华人志愿者的救援从事发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在码头多年，我认识许多潜水教练和船员，7月5日下午两艘船沉了，我们知道得最早。”跑到码头，傍晚天色如墨，路边被警车、救护车占满，笛声长鸣，警灯闪烁，海上却漆黑一片。偶有其他船的游客从黑暗里出来，各个胆战心惊。待第二日早上6时许，水面稍平，他的潜水教练朋友组成小队，自发前往事发地点搜寻。

“他们最先知道了沉船的深度40余米。”据于海讲，沉船地距码头不远，一行人捞起几名落水的游客，但对水下的遇难者却无能为力。“潜水员下潜的最大深度是40米，在那个深度只能待十几分钟。”民间救援团体把沉船的位置告知泰国海军，协助泰方的救援，直至7日晚，不断有潜水公司的人员和潜水爱好者加入进来，开始打捞遗体。

随着曼谷的救援队，中方的广州打捞局、公羊队浙江总队、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等成员的加入，救援行动的格局逐渐完成，由泰国军方、普吉府、中国驻泰使馆三方协调，指导救援。截至本刊发稿，救援队伍在沉船区域做海事调查，为打捞沉船做准备。在尚未能进入所有船舱的情况下，目前仍有11人失踪，其中5人确认幸存，正在确认所在地点，6人仍在搜寻之中，而已有42名游客遇难，其中41名是中国公民，包括13名儿童。

“我难以理解他们的心情。”提起朋友的救援工作，于海拿出手机中打捞出遗体的照片，妇女、小孩的遗体已经有些膨胀，救生衣罩住他们的脸，露出惨白的躯干。于海告诉我，这些搜救人员每日早出晚归，不但疲惫，而且逐渐对自己的打捞工作不愿多谈。正如我在查龙湾的指挥中心见到的曼谷搜救队的队员，一米八多的汉子，满眼黑眼圈，做了20年搜救，但当我问及搜救的情形，他只叹道：“惨！”

“在海上每年落水的人都不少。”回想7月5日的事故，于海仍然感慨，“我们想到可能有人落水，想不到会死这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