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中的女人

一场雨在将近午夜的时候突然降临，宽窄巷子里的人群仍未消退。整齐的青砖路两旁，是成都当地的各色小吃，古色古香的餐厅，川剧剧场，茶馆，酒吧，一句话，所有那些浓缩“享乐主义平原”的部分，让这里迅速成为成都的旅游文化地标。

10年前，当翟永明将白夜酒吧从玉林西路搬到这里时，正值宽窄巷子开街。汶川地震刚过去不久，与眼前的热闹截然不同，那时的白夜酒吧和宽窄巷子的萧条，却也安闲，一如翟永明在不久前为纪念白夜成立20周年所出的文集《以白夜为坐标》中所写：“不过，当我在某些小雨淅沥的下午，坐在白夜的书房里，翻书、品茶、与朋友闲聊，我发现那一份安静闲适，的确也无法在钢筋水泥围合的空间中复制。”

事实上，即使在今天，白夜仍给人不同于多数酒吧的气氛。走进酒吧，三三两两散落在角落的人，或翻看手中的书，或安静地喝着东西聊天，偶尔抬头为正在吧台中央唱歌的歌手鼓鼓掌。墙上贴着的诗人手迹、文学资料、照片，还有各种活动的海报，似乎有效地约束着某种喧嚣，也透露出女主人的身份。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见到翟永明，一袭黑衣，眼神明亮，丝毫看不出岁月的浸染。如果你熟悉她的诗歌，并愿意带着某种早已形成的想象，那么这不就是那个从书中走出的穿着黑衣的女人吗？与多数当代诗人相比，翟永明的幸运与苦恼就在于，她几乎是一出手就塑造了堪称经典却也足以形成某种封闭的诗歌与自我形象。

1983年，28岁的大龄文艺青年翟永明，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激光专业毕业后，已在西南技术物理所工作了两年。那一年，她几乎用整年时间创作了由20首诗歌组成的组诗《女人》。作品完成后，当她带着难耐的兴奋，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和单位的打字员一起偷偷摸摸地油印了20份，准备散发给身边爱好诗歌的朋友时，肯定没有想到，这一作品后来竟引发了上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诗歌的文学潮流。

用翟永明的话说，那是“压抑了很久，也思考了很久”的产物，混杂其中的，还有她独特的家庭所带来的敏感体验。翟永明很少谈及自己的家庭，一个异常简略的叙述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在部队工作的父母由于工作经常调动的关系，将她寄养在一个战友家中，直至14年后，才重新找回她。长期以来，她一直生活在两个家庭之中。而童年的情感记忆，则更多指向养父母的家庭。其中的一幕，就是她7岁那年在贵州乡镇所经历的第一次死亡洗礼：“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高高地站在幼儿园的土坡上，山脚下是我居住的家，一排人抬着黑色的灵柩从远处走来，我7岁的心里居然一下就有了不祥的预感，我从高高的山上一口气跑回了家，祖母躺在床上，唯一不同的是脸上平放着一块手帕。周围的人告诉我祖母回老家去了，那时的我尚不理解死亡的意义，我甚至没有哭泣，只是关心祖母以后是否还能带我去看戏。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消失，消失的人和消失的事物。”后来，这一幕被翟永明写入《女人》的第一句“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她秘密的一瞥使我精疲力竭”以及长诗《称之为一切》中，死亡的意象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她的早期诗歌中。

祖母去世后，翟永明被接回成都。童年的寂寞，很快被阅读所填充。还在读小学三年级时，翟永明便可以用父母的两个借书证，去家旁边的图书馆借书了。“文革”开始后，她又从班上一个收破烂的同学家看到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图书。在外省，翟永明那代人，不像北京“朦胧诗”那批人可以读到大量作为内参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她当时看得更多的是十八九世纪的外国文学名著与中国古典文学，对西方现代派的阅读则要迟至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