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小贝）

在《美国人的眩晕——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游览美国》（American Vertigo）一书的开头，贝尔纳·亨利·列维提醒读者说，他写这部书并不是为了回应或者扩展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这确实是事实。托克维尔在书中阐述美国政府较之于欧洲君主政体的独特性，以及美国人使这种制度行之有效的性格。列维的书则是一个法国人的旅行见闻录;托克维尔是先旅行后写作，列维是边旅行边写作。很多美国人将因为列维而不是托克维尔而阅读这本《美国人的眩晕》。他是一位英俊、富有的左岸知识分子，他的夫人是法国腰最细的模特。

列维本人很清楚他跟托克维尔的异同。《名利场》杂志的记者问他:“你追随了托克维尔的路线和方法，你在多大程度上追随了他的理论？”列维回答说:“实际上我很快就忘掉了托克维尔。我开辟了自己的路线，萌生了自己的想法，我顺从的是我自己的法则。文学之旅的一个伟大之处是听从时间流逝的指导。因此我们很快就忘记了榜样。跟他相同的是我也去了监狱。我这一代人相信，要了解一个社会，比较容易的是看它排除了什么而不是包含了什么。告诉我你的监狱是什么样子的，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的。很大程度上我是福柯的弟子而不是托克维尔的学生。”

列维所谓的“美国人的眩晕”，有两种意义:美国这样一个病态而又宏伟的国家让他感到眩晕;面对着挑战和问题的美国人自己也处于希区柯克式的眩晕之中。当初《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墨菲邀请列维模仿托克维尔前往美国的时候，他拒绝了，因为他更喜欢奔赴战场，更喜欢火药的味道。墨菲告诉他，美国也是一个战场，美国人正处于身份危机之中，有各种激烈的争论，这番话说动了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