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焱）

( 弗朗西斯科·戈雅 )

德国柏林老美术馆（Alte Nationalgalerie）不算世界一流艺术展馆，但它在7月13日推出的戈雅画展营造了一流画展的轰动气氛。报道说，开展数天，来自欧洲各地的参观者仍然每天在开门之前就赶去排队，苦等一两个小时，而若干家私人汽车公司还专门增开了通往该馆的交通线路。一般来说，这是MOMA、卢浮宫、奥赛和普拉多等美术馆才有的气象。馆长莫里茨对于人气旺盛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观众对这位18〜19世纪西班牙画家异乎寻常的兴趣，可能是因为画家有些恐怖的表现手法与现代人看恐怖电影的嗜好相合，看惯了恐怖电影的现代人能够理解戈雅那些带启示性的巫师以及双重鬼面背后的含义——对于一场精心准备了10年的大师作品展，这样的评论似乎显得不太正经和不够学术，但他说了大实话。从画展主题《戈雅:现代先知》看得出来，策划人是有“预谋”的，他们所揣摩的吸引观众的商业看点，不排除是受到了《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大获成功的启发。先知，巫的想象、黑色空间、反抗秩序，21世纪流行的这些东西，戈雅100多年前就已经在他的画布上展示完毕，如今被人一并陈列出来，像是古老谜面沉默多年之后重新出来寻找谜底，观众看来当然惊心动魄。

戈雅在西方绘画史上的地位特别，在他之后出现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派，以及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相互间楚河汉界，却都把戈雅归在开本派画风的宗师里面，或者自认深受他的影响。人最百思不解的，便是他一生中转折突变的画风。在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里收藏有100多件戈雅作品，从里面大致可以看到他的转变，有评论说那是“从最绚丽浅表的生活向最深最黑暗的内心的一次冒险旅行”。第一时期代表作，比如《陶器市场》、《阳伞》，是他任皇家织造厂美术领班时绘制的壁毯草图，色彩明丽，内容多为贵族男女的宴饮郊游或者西班牙农村的风俗情景，有着浓厚的法国洛可可趣味。而第二时期的戈雅，是1794年在重病两年之后重新拿起画笔的戈雅:他双耳失聪，画风却由早期的明朗鲜艳陡变为深沉浑厚，其激越的情感和笔触已接近现代表现主义。人们惯于谈论的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1800年的《查理四世一家》，也有在西班牙被拿破仑军队占领后，他更富于悲剧性的作品《1808年5月2日普埃尔·德索尔广场上的起义》、《1808年5月3日夜间起义者被杀》，以及多达82幅画页的组画《战争的灾祸》。

但作为“现代先知”出现在21世纪观众面前的戈雅，并非表现战争与和平主题的戈雅，而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里面展示的那个戈雅:充满思维呓语的黑色空间。正如戈雅1797年完成的铜版画《理性的沉睡》，描绘一个人枕着桌子睡着之后，他的身后腾起黑压压一群猫头鹰和蝙蝠——在一切与巫相关的文字里，这两种动物都是巫世界的信使。戈雅在他马德里郊外的“聋人之家”的墙壁上，画了15幅“黑色绘画”，这些画以掺合着赭石和土黄的黑色调为主，有《短棍互殴》、《半沉的狗》、《撒旦食子》、《女巫的聚会》⋯⋯福柯认为戈雅在这一系列画里面所关注的，是另一类疯癫，“不是被投入监狱的疯人的疯癫，而是被投入黑暗的人的疯癫”。这些画作和前面提到的几幅作品在创作时间上交叉，但和两个世界——人间和非人间——都不发生关系，它们是关于黑夜的，“在那种黑夜中，人与自己内心最隐秘、最孤独的东西交流”。《短棍互殴》的画面上，两个半身陷于大地的男人还在持棍互殴的悲剧性意象，似乎代表了画家对于不可救药的人类的极度绝望。在《飞行》中，女巫骑在树枝上交谈，而到了《女巫的聚会》，脸上连嘴巴和眼睛都没有了，只有朝向虚空、无端而来的目光。福柯曾问他的读者，难道戈雅没有唤起我们对那种存在着妖术、神奇的飞行和栖身于枯树上的女巫的古老世界的回忆吗？但这种回忆显然和《哈利·波特》那种保持儿童天真想象力的世界无关，相反它对死亡主题饶有兴致，包含了古典主义非理性的声音和最内在的自然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