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崇达 李倩）

( 7月11日，阜康矿难发生后，救援队全力搜寻遇难矿工 )

“就是要让他们（矿主）死不起人”，这是安监总局政法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黄毅对中国生产安全的解决办法，因为“说到底，安全问题落到实处终究是个成本计算问题”。据黄毅的观点，这一轮矿难高峰的突出背景就是，随着经济发展，全国性能源紧缺，煤炭价格迅速上涨，各煤炭企业无不加大开采。有调查发现，去年全国27个产煤省区市中，有20个省区市超产，全煤炭行业有7.5亿吨产能缺乏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的煤炭部已经撤销7年多，缺乏集中监督，很多赔偿标准还照着以往的标准，这就导致了煤炭风险生产的回报增加而最终出问题后的赔偿成本却相对越来越小，“可以说此前中国生产安全问题的本质在于维持安全的成本大于事故成本，使许多企业选择风险生产”。

事实上根据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说法，2004年，全国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生产事故129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共发生14起，也就是不到一个月发生一起。而2005年1到5月，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有23次，死亡682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6倍。而对整个国家来讲，另外一个成本计算更为重要——去年安全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500亿元，约占全国GDP的2个百分点，这还不算间接的经济损失。“全国人民辛辛苦苦，才让GDP上升了八九个百分点，结果安全事故一发生，2个百分点就没了！”李毅中说。从这个背景上看，选择使安监总局升格、加强安全监督工作，也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中国政府的另一种成本选择，以“保证GDP最健康地增长在最合适的位置”。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这次新疆阜康神龙煤矿发生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原因就是超负荷生产和无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纰漏。李毅中局长是个很强势的人，安监总局升格正部级以后也加大了监控力度，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您觉得是哪一个工作链条上出现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