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向北，人与物的流动线路

从唐朝开始，南方作为经济与人口的中心，逐渐崛起。哈佛中国史系列《世界性帝国：唐朝》中提到：唐朝之前，“南方”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常被描绘成遍布丛林、沼泽、瘟疫、毒草、野兽的危险奇异之地，是众多贬黜官员一去不复返的流放之所。虽然在唐代，南方仍然具有这些意象，但是“南方”一词所指代的地域范围已经愈发向赤道移动。到了唐末，“南方”的概念，已经从汉代所指的长江流域变为了今天属于福建、广西和广东的范围。这一观念上的转变反映了汉人几百年来持续南移以及他们带来的地形景观的改变。

在唐人的印象中，仍旧荒蛮的“南方”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岭南唯一的都市广州。广州在当时被分为南海和番禺两县，唐人合称为广州。广州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赵佗建立南越国的时代。在盛唐晚期、8世纪末期，它一跃成为经济繁荣、外商云集的城市。这主要是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7世纪开始，随着阿拉伯帝国（中国人照搬邻近波斯人的习惯，称作大食）的东进扩张与中亚的伊斯兰化，唐朝逐渐失去在西域的控制。在发生于公元755年到763年的“安史之乱”之后，大食和突厥占领中亚，土藩势力又深入了河西和陇右，陆路变得愈发不畅通。与此相对，经过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和中国南海的海路更受到来自东南亚、南亚和中东客商的欢迎。受到季风驱动，以“冬季向南，夏季向北”的方向，晚秋或冬天的时候，中国的商船驶离位于广州的港口，目的地是可能是波斯湾的巴士拉；西方的商船也在这时出航，漫长的航行后经过马六甲海峡，在湿润的夏季季风吹拂下，在广州靠岸。

从广州登岸的外国人或是外来物品，要继续前往或者流向北方的城市，按照《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的作者薛爱华的考证，主要是有通过两条道路。其中一条较多人使用的道路，是翻越梅岭（又叫大庾岭），由赣江到达洪州（今天南昌），进入长江流域。这样沿着长江而下，借助帆篷、桨棹或者在风力的推动下，就能到达另一个热闹的城市——扬州。

扬州的地位要归功于它正处于长江和大运河相结合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从南方广州以及长江上游益州（今四川）来到物产都汇集在这里。隋炀帝在利用旧有水系，修建了南起余杭（杭州）、北到涿郡（北京）的大运河。其中的邗沟一段便是在江都（扬州）和山阳（淮安）之间，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大运河在7世纪初就已经修建好，但扬州变得繁华要到8世纪才开始。这是因为8世纪唐朝人口和对物质的需求大幅增长，黄河流域的农耕产出已经无法满足长安和洛阳两京的需求了。新的需求既包括最基本的粮食，也有外来奢侈品。薛爱华说，由于运河无力承担繁重的粮食运输，所经过的地区修建了临时储藏粮食的粮仓。但这依然不能减缓运河的压力——象牙、龟甲、檀香木等珍贵货物在漕运船上堆积如山，那些船只最初设计是装载粮食口袋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于南方运河更加倚重，此时运河成为保证口粮的生命线：王朝的东北部地区被独立或半独立的节度使控制，他们扣留进京税粮，中原地区表示效忠的官宦和军队消耗了所有粮食，只有东南地区的、以大米为主的粮食可以输出。

对于一位想要感受大唐风韵的外来旅者，只在广州和扬州这样新兴的商业城市转一圈，也许还不能满足。历史悠久的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是必去之所。

搭乘漕运船只继续北行，就会先到达洛阳。洛阳是唐朝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座美丽优雅的都城。武则天统治时期，她改称“神都”的洛阳是牡丹花的培育中心。花开的季节，皇宫、御苑和城郊都可以欣赏到争奇斗艳的牡丹花。不过，和长安相比，洛阳还要逊色一些。日本的唐史研究者气贺泽保规形容长安和洛阳的关系就像车辆的两个车轮，互相补充完善。像是武则天那样决议摆脱旧束缚，开拓新的政治局面时，洛阳会成为一个好的据点。而从唐朝历史总体上说，洛阳是从属性质，依附于长安而存在。

于是外来者终究不能错过长安，这座在隋朝“建筑师”宇文凯的设计建造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宏伟都城。要是在天宝年间（742～756）到达长安，可能在进城前有机会目睹一幅奇景：统治者在长安城以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人工湖。那些曾经在广州海港闪现的外来货品又会再次重逢，其中最顶端的奢侈品便通过水路网络最终摆放在这里的小船上，被当作贡品进献给朝廷。长安在规模上和广州与扬州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长安的纳税人口将近200万，广州城是20万左右；长安的面积约72平方公里，扬州只有20平方公里。

作为从南方门户广州进入大唐帝国的领土的旅人，从南至北，即使浮光掠影地游历，也能体会到主要城市之间的迥然气质。而如果能够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每个城市都有它迷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