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的“圣诞节”

那是1300多年前一个腊月的夜晚。那时，冬季的长安城，晚上通常很寒冷。这天晚上，大明宫内灯光通明，充足的炭火把大殿烘烤得暖洋洋的，以至于参加宴席的客人们脸上都微微有了汗珠。

宴席的主人是代宗皇帝，他端起酒杯，真诚地祝福席间的各位客人圣诞节快乐，并赐给他们御制名香和糕饼。

客人们自然感激涕零，下跪谢恩，山呼万岁。公元781年，这些客人的首席代表、长安景教寺院大秦寺僧首景净，在唐德宗敕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中，满怀感恩之心地写下：“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

这是中国史料中，最早的关于中国人过圣诞节的记录。而这一幕，发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代。而所谓的“景教”，就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基督教。

景教是公元635年入唐的。唐太宗李世民对这个从波斯远道而来的宗教十分好奇。他派丞相房玄龄到长安城外去迎接他们，还亲自听主教阿罗本讲道。之后，他表现出了对这个教派的欣赏。他允许阿罗本在皇家的藏书楼里翻译经典，还允许他进入内廷，与自己讨论教义。贞观十二年（638）七月，唐太宗亲自颁发了允许这种新来的宗教在大唐传播的诏书，诏书这样写道：“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众生。”

这16个字，体现了唐太宗对宗教的高超理解。

事实上，来到中国的“景教”，就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异端”——聂斯托里派。聂斯托里曾于428～431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否认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结合为一个本体的，认为应该把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区分开来，基督的神性本体是依附在人性本体上的，圣母是“人母”而非“神母”。很快，聂斯托里被教廷宣判为“异端”，被剥夺了大主教职务，流放到了埃及。他的信徒们则被东罗马帝国迫害，进入波斯。在那里，他们成立了独立的教会，自东向南，将教义带到了印度和中国。

从此，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所撰写的那样：“明明景教，归我大唐。”到了高宗年间，景教一度在中国发展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规模。

大概是由于客人来自波斯，在诏书中，唐太宗将阿罗本和他带来的教徒们称呼为“波斯僧”，他为阿罗本和“僧众”们建立的寺院，也被长安的居民们称呼为“波斯寺”。其实，无论是对于唐太宗，还是长安城的居民们来说，阿罗本和他的同伴，不是唯一的“波斯僧”。当年，长安城里，同样被称为“波斯僧”的，还有祆教徒和摩尼教徒。

祆教又称拜火教或火祆教，是中国古代对起源于波斯的琐罗亚士德教（Zoroastrianism）的称呼。琐罗亚士德教最根本的理论基石是善恶二元论：世界存在着善与恶两大本原的对立，善本原代表着智慧、善良和创造，是光明和生命的体现；恶本原代表着愚昧、邪恶和破坏，是黑暗和死亡的体现。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是永恒的，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起源于“二”，最终又复归于“二”。公元4世纪初，祆教就已通过粟特商人的途径传入了中国，北周的统治者为了发展与西域诸国的关系，甚至制定了“拜胡天制”，由皇帝亲自参与祭拜活动。

唐高宗时代，摩尼教传入中国，武则天曾接见了第一批来华的摩尼教徒。摩尼教的中心思想是“二宗三际论”，二宗即光明与黑暗，三际是指世界发展的三个阶段：初际、中际、后际。摩尼教认为光明与黑暗是世界的本原，光明王国光明、洁净、和善、快乐，是美好的所在，而黑暗王国则是邪恶的化身。

摩尼教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3世纪末年在本土被祆教打压，于是沿着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摩尼年轻时曾为基督教徒，因此，教义中有明显的基督教“末日说”影响：摩尼教认为，只要通过艰苦的“劳心救性”，人类的灵魂终将得救，回归光明王国。那些拒绝拯救的灵魂将连同地球及黑暗物质一起，在熊熊的世界末日大火中归于毁灭。

在古代宗教史研究领域中，景教、祆教、摩尼教被统称为唐代的“三夷教”。“三夷教”的寺院主要集中在长安城的西北部，靠近胡商聚集的国际商品交易市场“西市”，方便各族胡人祭祀礼拜。

“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每至岁末，西市的胡人祈福活动便成为长安城内的一景。胡人们在仪式上表演“破腹出肠”西域幻术，让大唐居民们又惊惧，又好奇。

在浙江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孙英刚教授看来，“三夷教”留下的正式宗教文献非常少，少到“写篇博士论文都不够”。但是，“这些信仰在中国都有教堂，说明当时中国人的信仰很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