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的艺术就一定糟糕吗？

看完展览，我带了一份报纸出来。报纸垒成一摞，放在一个免费的报刊贩卖机里，随意取阅。这算是展览的一个衍生品，也算是其中的一件作品，又或是跟展览主题相关的一份资料。报纸戏仿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用同样的字体在刊头赫然印着“The New Work Times”，跟正版的《纽约时报》仅一个字母之差。

头版头条“凡·高的订单”，讲的是深圳大芬村如何流水线作业复制生产世界名画并销往世界各地，这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放在这里，奠定了整份报纸的基调——有关艺术的复制、真伪、挪用、赝品、“山寨”，每一页都充斥着这样的关键词——另有一篇文章讨论了奥巴马被认为是阿肯纳顿法老（Pharaoh Akhenaten）转世的传闻，还有报道回顾了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假村庄”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s）。

我随手翻看着报纸，一旁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别太当真，里面的中文内容大多是谷歌自动翻译的，错误不少。”是啊，“别太当真”，这的确就是展览“艺术家此在”和它的策展人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想要传达给观众的艺术态度。

卡特兰把展览命名为“艺术家此在”（The Artist is Present），从这里开始，他就按下了这场艺术复制游戏的开关。他原封不动地挪用了2010年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的名称，连海报都模仿了阿布红衣长辫的造型。他大张旗鼓地安排，让展览海报以墙绘的方式出现在米兰、纽约、伦敦、香港街头，一边造势，一边肆无忌惮地调侃着艺术的原创性与严肃性。

展览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进行，卡特兰没有用传统的“白盒子”式的展陈空间来布展，而是设计了17个房间，每个房间都不大，用一条观看动线串联起来。当他把大空间分割开来，处理成一个个小空间，每一个房间的布展方式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并且互不干扰，自成一体，串联在一起也更丰富了。穿梭在展场里，是一种曲径通幽的体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房间里会是什么，好奇心和神秘感将会牵引着你，直到走出这个迷宫。

进入第一个房间，常驻巴黎的加拿大艺术家卡普瓦妮·基万（Kapwani Kiwanga）复制了两种颜色的光，前半段是粉色，后半段是蓝色，这是基于她对19至20世纪社会卫生运动和医院改革的持续研究而创作的作品。这种粉色被称为贝克－米勒粉红（Baker-Miller Pink），研究称这种粉色可以有助于放缓心率、脉搏和呼吸频率，减少攻击性行为，因此逐渐被应用在监狱、看守所、精神病医院、疗养院等特定的建筑空间中；另一种蓝色则可降低静脉的可见度，从而阻止人们从静脉注射药物。基万复制了两种特殊场景的光线，希望身处其中的人可以体验并反思一下，这些颜色真的存在这种“抑制作用”吗？但事实上，在粉蓝光源的包裹下，这里更是一个适合拍照“打卡”的房间，暧昧的氛围比光线的心理学实验更有吸引力。

在这间房之后，是一个又一个场景复制的房间。影像作品《无鼻知晓》所在的屋子，桌上摆满了珍珠，待筛选的、待加工的、已分类的。阿根廷艺术家米卡·罗腾伯格（Mika Rottenberg）以浙江诸暨的珍珠生产线为对象拍摄了一部影片，片中流水线永无止境地循环着：女工不断地将极小的蚌肉注射进母蚌内，刺激母蚌分泌珍珠质，从而形成珍珠；待珍珠养成，女工开贝取珠；工作台上堆着大量的珍珠，女工迅速地将它们按照成色、形状筛选并归类，变成不同价位的商品。罗腾伯格回忆道：“整个生产是病态的，但又如此美丽、让人惊讶。”

丹麦艺术团体Superflex把欧盟的盥洗室搬到了展厅。“权力盥洗室”这个项目始于2004年，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盥洗室、摩根大通总部的盥洗室都是他们复制的对象。这一次，他们复制的是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中的盥洗室，洗手池、镜子、烘手机、马桶、小便池一一复制，从结构到细节、从材料到颜色都与原版无异。Superflex想告诉观众，这些掌握着欧盟走向的决策者上的厕所与常人无异，最终指向权力与日常之间关系的思考。

在谈到“复制”时，卡特兰对本刊说：“复制和挪用远比杜尚的经典之作《泉》久远得多，也更复杂。兵马俑是一种复制，意大利形而上画派乔尔乔·德·契里科（Giorgio De Chirico）在20世纪30年代再画古代巨匠作品的那些画也是一种复制。复制就是学习，它是本能，也是每个人类活动的基础。”他希望借助这个展览让人们重新看待艺术的原创性问题，原创的就一定好吗？复制的就一定糟糕吗？

“挪用”是后现代艺术的一种创作方法，然而，如何划分艺术“再创造”与“抄袭”之间的界限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卡特兰看来，这两者之间本就是模糊的，尤其是在一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几乎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复制而来的，那么艺术的原创性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不断复制的过程中如何赋予作品第二次生命和新的价值。就像捍卫波普艺术的美国著名艺术评论人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所言：“用现在的意义和身份去借用图像，再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和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