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奥视角的“二战”电影

在刚刚结束的“2018德国电影节”上有一场过于严肃的导演对谈，题为“记录剧情片——在电影中追溯过往”。导演克劳斯·莱福和斯戴芬·卢佐维茨基带着各自的作品《隐形同盟》与《根本恶》来到中国。就像卢佐维茨基曾凭《伯纳德行动》拿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那次一样，相较于电影本身，中国观众对电影中呈现的纳粹、“二战”历史更感兴趣。

面对观众苛刻的，甚至是问责式的交流方式，克劳斯·莱福和斯戴芬·卢佐维茨基显然早已习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确切地说，是从以法斯宾德为代表的那代电影人开始，德国文化界不再刻意回避那段不堪的历史，以纳粹为题材的电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如果算上把纳粹历史放置在当代社会进行演绎的《过境》，还有隐喻欧洲“新纳粹”倾向的《凭空而来》，本届德国电影节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展映电影在探讨纳粹议题。

“《根本恶》是《伯纳德行动》的副产品，我特别想知道，当年那些枪杀犹太人的士兵，到底是什么动机，这个‘恶’的根源是什么。”2008年，奥地利的斯戴芬·卢佐维茨基拿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那之前，奥地利和德国（包括联邦德国）共拿到过四次这个奖项，都是“二战”题材。“有时候我们会说，‘好莱坞是犹太人的好莱坞’。”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向来有严重的政治倾向，卢佐维茨基并不回避这一点，德国人拍纳粹故事，这个搭配足够吸引眼球。

相较于好莱坞惯有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二战”叙事模式，今天仍关注纳粹题材的德国导演有更理性和反思的视角。11年前，《伯纳德行动》已经跳出了控诉纳粹罪行的主题，开始探讨集中营内受害者本身的道德困境。“二战”期间，绝大多数集中营的犹太人都生不如死，但仍有那么一小撮人受到了相对优越的待遇。其中，就有萨利带领的伪钞制造团队。战争期间，德国纳粹企图制造大量假币，来扰乱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经济。萨利是造假的行家，因而得到重用，以他为首的一群有“特殊技能”的犹太人逃过了进毒气室的命运，还在吃住用上得到了优待，甚至偶尔能得到些酒和香烟。然而，这群侥幸存活的人也受到来自自我和他人的谴责，以协助纳粹换得生存的机会，这是自保还是作恶？“我没有批判，只是呈现这一面给大家看。”卢佐维茨基说，尽管这很艰难，但谴责纳粹之后，受害者的灰暗面也值得被探讨。

同样的，有处于灰色地带的受害者，就也有清醒的、质疑纳粹政策的德国人，去年在欧洲上映的《隐形同盟》讲的就是德国人保护犹太人的故事。这类故事很微妙，早在1993年，好莱坞就拍摄了经典的《辛德勒的名单》，但那是美国人的视角，即便放在今天，德国人从这个视角来讲故事还是有被批判“洗白纳粹”的风险。和《辛德勒的名单》不同，《隐形同盟》讲的是在纳粹官方宣布“柏林已经完成了犹太人大清洗”之后，一群德国人秘密保护7000个藏在柏林的犹太人的故事。电影一半是亲历者的真实讲述，一半是故事化的演绎，其中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有的是集体性的反思和自觉。

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德国导演向来谨慎。在电影筹备阶段，导演克劳斯·莱福带团队做了大量深入访谈。“采访一个人要两天整，其间只有短暂的休息，要亲历者把自己的故事完整地讲给我们听。”莱福说。像大多数德国导演处理纳粹题材一样，《隐形同盟》的背景足够扎实，叙述也足够严肃，如果说有什么新鲜的，或许是电影中那些温暖、高光的瞬间。借住在德国人家的男孩和家庭中的小女儿调情，躲在阁楼的小姐妹偷偷跑出去看电影，即便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善于做假证件的聪明小伙子还不忘泡妞……这些“青春片”式的故事片段让沉重的纳粹题材电影和当下的年轻人有了共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