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两年，两年半，托马斯·梅勒（Thomas Melle）一共发病三次，每次时间不等，双向情感障碍偷走了他六年时间。最后一次发病时，他35岁，可是他说自己的身体是53岁。疾病加快了身体的损耗，药物的副作用使他发胖、脱发。但药物治疗终归救了他的命，他已经八九年没有再发病了。在清醒的状态下，这位德国作家把发病时的自己完完整整地写入了小说《背向世界》。

托马斯·梅勒所患的精神疾病，就是躁郁症。在临床领域以及越来越多的日常应用中，它以“双向情感障碍”命名并划分出类型。他得的是双相I型，躁郁症中最严重的一种，无论是躁狂症还是抑郁症，都特征完整地在他身上交替进行，且病程漫长，往往要持续一年到一年半。躁狂症越是强烈，抑郁症就越是顽强。

“发病的时候，我会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全部毁掉。”梅勒曾在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时这样说。躁狂症让人满怀巨大的活力，智力上异想天开，情感上大起大落，性行为放荡不羁，喜欢极大的浪费，失去的自制力使人易怒。在躁狂期，他一大早就开始酗酒，想尽办法挥霍钱财，而后负债累累，他在城市里狂奔，对人大打出手。“这就好比是一个脑子烧坏了的小丑在满世界疯跑，四处闯祸。”

严重的是，他还伴有幻觉——和麦当娜做爱，把红酒泼到毕加索的身上，在麦当劳遇到正啃着一个巨无霸的伯恩哈德。1999年，他第一次发病，他形容那些幻觉建立在一种滥俗的、妄想式的弥赛亚情节之上，他觉得整个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在向他涌来，他能从所有的文字作品、歌曲和文献资料中发现各种蛛丝马迹，它们都在暗示他，有一个人将在世纪之交出现，世界的本质会在他身上得以体现，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世界高速地断裂并重组成未知的样子，处在躁狂期，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躁狂过后必将迎来抑郁。他不得不走向躁狂的反面，变得失望、麻木、冷漠、绝望，任凭世界上的一切都丧失意义，时间被抽走，人处在一切空间之外和世界断了联系。以自杀结束抑郁症的人，并不鲜见，梅勒就曾试图自杀过两次。

他用“房间里的大象”形容过自己的疾病和周围的人对待它的态度——你不可能视而不见，然而谁也不会去谈论它。他说自己并没有因为躁郁症受到过严重的歧视，或许是因为得病前他已经是一位知名作家。他写作戏剧、小说，关注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作品不止一次入围德国图书奖，并揽获过诸多文学奖项。但是他知道，在德国，人们对精神疾病是存有偏见的。

即便如此，他还是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来讲述自己被疾病缠身的过程。“一个疯子该如何讲述自己？”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然后以一种“观看舞台上的自己表演自己”的姿态和能够接近疾病本身的疯狂及残酷的语言，暴露他曾经的糟糕、狼狈乃至幻觉，公开给自己打上躁郁症的烙印。“天啊，现在全世界都要知道我是一个精神病了！”刚写完，他也有点儿担忧。但他非常希望将那些击碎他生活的东西以一种固定的形式存在下来，让他能更加理解自己。“那一行行文字犹如祈祷。”

幸运的是，《背向世界》真的就像为他建立了一道防火墙，使他至今免于复发。

前不久，托马斯·梅勒作为德国当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应邀参加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30周年的庆祝活动，本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我们因为这本自传体小说聊到你的病情，你会介意吗？

托马斯·梅勒：在写这本书之前，我确实会对此感到介意。但是写这本书就像是一个释放身心的过程，现在我已经可以谈论这些了。当然，如果像治疗师那样的提问，我可能还是会介意，有些问题还是感到忌讳。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写作是一个释放身心的过程。对病情的回忆，不会让你再次陷入痛苦吗？怎么避开那种“危险”，找到一个适合的叙述方式？

托马斯·梅勒：你说得有一定道理。我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写作的，每次都在我的病过去几年之后，不是发病之后马上就写，所以还是有一定距离感的。每次回忆过去时，我都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演员，那种感觉就像是观看自己在舞台上扮演自己，我试图用一个外人的眼光把自己稍微剥离开，看那个“我”是谁。自己和角色之间是有距离的，因此就像是在内心建立起一个保护层，不会完全陷入到过去的情绪当中。我努力找到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描述。对我来说，写作等于给过去的情感找到了一种载体，把它固定在这种书面的形式上很重要。如果不用文字记录，对我的病反而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