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都会，迷路是一种很有趣的体验。

从大都会的正门入口，正对着一个宏伟的楼梯，往左转是欧洲绘画馆，那是大都会最受欢迎的展厅，摆放着大量的欧洲名画，往右转，则是规模庞大的亚洲馆。

很多人是迷路来到这里的。有人找凡·高找错了地方，也有人找厕所找错了地方， 也有亚洲人来找乡愁，中国人误入南亚馆，日本人误入中国馆，因为日本馆、朝鲜馆、南亚与东南亚的展厅全都是打通的。

在南亚馆一个6世纪的笈多佛像身边转个视线，就可以看到中国馆里一个6世纪北魏的佛像，你能看到两种文明之间的连接与分叉。印度的佛像有一双印度人的眼睛，佛衣呈现身体的美感，而中国的那尊佛像，衣服的作用是遮蔽身体。

日本馆正在举行一个题为《自然中的诗意》的特展，我们看到日本人如何从试图画的像中国画，而转向完全日本风格的山水画。

在韩国馆，一个朝鲜时代的月亮壶，在技术缺陷中找到独特的审美，以刻意远离了中国瓷器的传统，而变成韩国人特有的审美和哲学。

这就是百科全书式博物馆的魅力。所有的文化都是连接的。你来寻找乡愁，很可能找到的是异域风情，你来体验异域文化，则很可能找到了乡愁。

何慕文告诉我，曾经有几个中国的年轻人找到这里，开口就问，《清明上河图》在哪里？一听没有，立刻悻悻离去。

“我们这里没有类似《蒙娜丽莎》的作品，但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必须留下来，四处看看。”

第一次相遇：瓷器（装饰艺术）

1879年到1915年期间，大都会的中国艺术收藏以明清的装饰艺术为主，以瓷器为主，也包括珐琅、金属和纺织品等等。

大都会二层四面环廊里展出的全部都是陶瓷。虽然没有我们在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瓷器馆看到的那种令人眩晕的美感，但展列的方式很有历史感，从早期青瓷、白瓷、唐三彩，到宋代五大名窑、元代青花、明、清之际的景德镇青花、红釉、黄釉、斗彩、五彩、墨彩应有尽有。但按照策展人陆鹏亮的说法，这里要讲述的是一个更宏大的故事，关于“中国陶瓷与整个世界文化的贡献和联系” 。

英语的瓷器“porcelain”一词来自马可·波罗，意大利语中的porcellana意为小猪，也是紫贝壳的俗称，马可·波罗在向读者介绍他在中国见到的坚韧优质、带着贝壳般光泽的瓷器时，所能想到的唯一的相似物就是这种紫贝壳。

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西方人来说，瓷器都是一个谜。早期的阿拉伯商人以为瓷器是用石头做的。14世纪的旅行者Ibn Battuta认为它是用黏土和碾碎的石头制造的。到17世纪中期，英国人仍然认为瓷器的原料是贝壳。17世纪，日本才造出了瓷器，而欧洲则要更晚一个世纪。

其实，大部分人经过这里，无论东方人、西方人，都是行色匆匆，在走廊里扫一眼，拍几张照片就算了，浪费了策展人的苦心。比如在唐代的瓷器中夹杂着埃及出土的唐三彩；宋朝的油滴釉、木叶纹（中间是一片真的树叶，烧后留下叶脉）旁边摆着的是日本的天目茶碗；宋朝的青瓷与高丽的青瓷摆在一起，一个草绿色，一个蓝绿色，乃因为两国陶土不同。一种名曰“甜白”的白胎瓷器，这个称呼得自晚明，因为16世纪才有白糖的出现。还有各种“仿中国艺术风格”，是中国工匠试图满足西方人的中国趣味制造出来的。

在《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一书中，作者沃伦·科恩提到，艺术品收藏是文化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国际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东亚艺术品的收藏不仅影响到美国人对中国、日本的理解，也影响了美国人的品位、艺术观念以及整体文化。

按照他的说法，美国人开始欣赏和理解中国艺术和日本艺术之美，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少数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和日本艺术的成熟与价值，私人藏家和博物馆也开始收藏这些艺术品。

艺术品经纪人兼收藏家塞缪尔·阿维瑞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美国艺术品收藏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在他的影响下，纽约、芝加哥、克利夫兰、辛辛纳提，还是在底特律，美国的每一处主要收藏实际上都包含了中国陶瓷器。

1879年，大都会博物馆的几个董事联手，从他手中购得第一批约1300多件中国瓷器，大部分是乾隆、道光年间的瓷器。对大都会而言，这是他们对东方艺术品的首次大规模涉猎。

大都会的第二批瓷器来自本杰明·奥尔曼特的捐赠。奥尔特曼是纽约百货业巨头，是当时在收藏方面唯一能与摩根相提并论的人。按照《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中的记述，奥尔曼特终身未娶，朋友极少，没有社交生活，除了生意，唯一关心的只有他的艺术收藏。他不仅给大都会博物馆捐了一批清朝的瓷器，还有51幅欧洲大师的油画。欧洲油画和中国瓷器是当时美国富人最热衷收藏的两种艺术品，这也是对当时欧洲贵族品位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