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的抽象

2018年12月，大都会博物馆的外立面挂着现代艺术馆即将举办的特展海报，“宏大的抽象”(Epic Abstraction)两个词印在以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画作《薰衣草之雾：第一号》为背景的巨幅图片上。大都会博物馆力量最强大的收藏之一，就是它关于20世纪现代绘画艺术的收藏。美国画家波洛克的画无疑是它具有代表性的视觉符号。他的《1948年第五号》（No.5，1948）曾以1.4亿美元的拍卖价长期位居最昂贵的艺术品之列。

12月17日对公众开放前，博物馆有面向博物馆会员和媒体的预展。预展开幕式上，现代与当代艺术馆馆长冉达尔·格里雷（Randall Griffey）站在波拉克1950年所作的《秋之韵》前，解释了这场特展的策展意图。他说：“大都会收藏了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纽约画派的作品。通过这场特展，人们将看到这些年来大都会持续的努力，看到卡门·埃雷拉（Carmen Herrera）、琼·斯奈德（Joan Snyder）、桑顿·黛尔（Thornton Dial）等人的作品。这场特展也代表了大都会自身的策展抱负。它希望诠释抽象表现主义的理想这些年在地理上的扩张——它扩散到日本、匈牙利、拉美以及其他地区，超出了纽约画派的影响；在编年意义上，抽象主义在20世纪中叶之后也激发了其他地区对它的回应。它不仅代表了我们过去连续不断的收藏，也指向大都会将要做什么的未来。”

致辞结束后，人群散开，各自在这些巨幅的抽象作品前驻足，凝视揣摩。我站在抽象表现主义的重要人物、俄裔美国画家马克·罗斯科的《第13号》（黄底白红）和《第16号》（蓝底红褐）前，揣摩单色块里颜色如何细微的渐变，色块如何形成自己的边界，这些边界如何柔化，色块如何层叠和漂浮在背景颜色之上。罗斯科的画并不影射更深层的意义或叙述，但他的确研究过颜色的效果和形式对心理的影响。展厅的灯光营造出一种沉思冥想的氛围，观者的情绪被这些巨幅画的色彩、形状、空间、比例和规模所统摄。我并未体会到一些观者所体验到的那种崇高的宗教情绪，但这些色块将我包裹，我沉浸于其中，产生了一些情感上的共振，比如体会到神秘的宁静或对无从逃脱厄运的忧虑。

罗斯科曾经尝试过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绘画，20世纪50年代，他找到了自己理想的艺术语言：用简单的颜色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展厅里的其他作品旁都有相应的文字介绍，唯独罗斯科的画没有。馆长格里雷告诉我，他不打算指导游客如何欣赏罗斯科，“我想，他的画需要观者有更多的开放性。他本来已非常有名和受欢迎了，那么观者也就可以更开放一些”。罗斯科曾说过，艺术表达来自于孩童般的“自发性、简洁和直接”，但他的作品实则复杂，充满有关人之存在的哲学关切。格里雷说，有很多方式可以欣赏罗斯科作品的复杂性。“首先是他的生平，他所读过的书——罗斯科很受尼采影响，特别是尼采有关神话和悲剧的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变得和我们的经验相关。但理解罗斯科所表达的悲剧和狂喜，也需要观者一定的主观性。更进一步，如果想要看懂他的画，需要理解人性的两面性。这需要回溯到古希腊哲学：狄奥尼索斯是代表享乐、感观与性的酒神，阿波罗太阳神则是理性与智识之神。如果理解这些，你就能理解罗斯科的独特艺术语言，他不仅表达智识，也表达情感，这两极让他的作品变得非常复杂。这些信息不一定会提高人们的欣赏能力，但对西方艺术史感兴趣的人，应该会对此感兴趣。不过，这并不是从欣赏罗斯科的画中获得愉悦的前提条件。”

采访格里雷时，我们正站在美国画家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的四联画作《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前。四幅油画组成了一部整体的作品，像一扇巨大的屏风，可以让观者完全沉浸其间。它的规模和形式都与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里那幅占据了一个展厅整面墙的莫奈巨幅睡莲相呼应。事实上，1955年，MoMA是美国第一个购买莫奈巨幅画作的博物馆，而MoMA之所以对它发生兴趣，也与美国国内现代主义的艺术潮流有关，特别是以波洛克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所作的大规模和布满画布表面的作品，让莫奈的巨幅作品重新变得重要。而这幅《玫瑰人生》，恰好就是致敬莫奈印象主义的吉维尼花园。20世纪50年代，米切尔是纽约抽象表现主义的活跃艺术家。1959年，她从纽约搬到法国后，继续通过回应周边的自然环境来拓展自己的抽象语汇。这幅画断续的笔法带着一些印象派的朦胧和抒情，虽然贯穿它的仍是抽象的色彩元素，黑色、淡紫色、粉色和灰色构成了一幅充满韵律的全景图。

格里雷告诉我，这次特展之所以名为“宏大的抽象”，主要是指这些抽象作品的规模宏大，而且是以恢宏的尺度来探索非常宽广的主题，比如自然、风景、历史、生死，性别、国籍、存在状态等。“比如这幅米切尔的绘画，它就是一件纪念碑式、沉浸式的作品。《玫瑰人生》的标题是一首20世纪40年代流行的浪漫爱情歌曲，由伊迪丝·皮亚芙(Edith Piaf)演唱。这四幅画并列，每一幅在形式上就像乐曲的一个片段或一首诗的诗节，随画面展开的感官体验和情绪随之变化，构成了一个时间在其间流逝的整体”。抽象艺术运用的不是传统故事讲述的方法，更可能是为了唤起一种主观的情感。就像这幅画，格里雷说，他产生了对爱情的联想，“开头是一对坠入爱河的恋人强烈的感情，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激烈的情感逐渐变得平静，然后是一个突然的结束——也许是爱情的结束，以及这段关系带来的伤痛”。

在关于抽象表现主义的诸多艺术评论中，它的艺术主体都被视为男性。即使是在迈克尔·莱杰《重构抽象表现主义》这样很有分量的新批评框架中，他仍将纽约画派所参与的重塑人类主体的进程描述为“白种男异性恋者为主体的进程”。过去，抽象表现主义一直被视为一个由男性主宰的世界。批评家和艺术史学者在这一艺术里最为欣赏的元素——大尺寸、行动、能量、空间等等，都是“性别差异的指向标”，是“男性隐喻”的一部分。迈克尔·莱杰写道，当这一艺术与冷战时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时，它作为“白人男性的艺术”，“似乎恰好在艺术领域对应了以白人男性为主体的当代美国政治中冷战期间的政治生活”。在抽象主义形成的关键时期，即巴黎画派的美学被一种强有力的“美国”和男子气概的抽象之风盖过之后，那些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几何抽象阶段还颇有成就的女性，就不再容易代表“前途”了。试图跟上抽象主义发展脚步的女性艺术家，则会用多种策略来掩盖她们的性别特征。

这场正在大都会博物馆进行的特展修正了这种艺术史的诠释。格里雷带我们看向《玫瑰人生》旁边的一幅画，Smashed Strokes Hope。意义不明的画面上，猛烈的画笔中混合着滴画，以及喷上去和涂抹上去的色彩。在这些恣意随性的线条和色彩中，又隐含着严谨的按垂直和水平分布的色彩群。作画者琼·斯奈德是一位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女性主义艺术家。馆长告诉我，她的笔画充满男性气概，有那种狂野的线条。然而，“这幅画上的一些颜色，就像是她用她的化妆品直接画上去的一样。这让它成为一幅女性的男性气概英雄主义的典范作品”。仔细看，在这狂乱的色彩里，我触及某种能量，那是蕴含在规则与无规则、形式与混乱、控制与放任这些两极矛盾中的张力。在纽约画派关于“现代”的话语中，各种复杂的力量与冲动是在男性身上交汇的，男性内心的冲突被认为是现代生活中悲剧的来源。而这幅画在这里的展出，显然表明了大都会对抽象主义新的诠释。

这一次特展的副题是“从波洛克到埃雷拉”。卡门·埃雷拉是一位女性画家，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做几何抽象画，时间线上和最早发展抽象表现主义艺术风格的男性艺术家是并进的。在她1948年到1978年的创作生涯中，她曾在巴黎绘画，受到20世纪早期立体主义创新的影响；1954年回到纽约后，继续在几何学、空间和线条中探索，逐渐向极简主义的方向靠拢，形成了标志性的抽象艺术风格。埃雷拉是拉美裔，也是一位仍在工作中的艺术家。她年逾百岁，连续不断的创作了近70年，作品在近10年才逐渐得到公认，诸如惠特尼美术馆和大都会博物馆的策展，对她的作品受到认可至关重要。格里雷说：“她的工作方式与波拉克相似，她的作品所体现的女性主义也回应了很多对抽象表现主义男性化特质的误读。”